1、順“道”

　　中國歷史上的“道”有多種含義，屬于主觀范疇的“道”，是指治國的理論，屬于客觀范疇的“道”，是指客觀經濟規律，又稱為“則”、“常”。這里用的是后一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

　　《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管子?形勢》)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管子?山國軌》)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于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于人也，無私也，無私遠也”，你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業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 反之，你如逆它，它對你也必“違之”，你必“懷其兇”，“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勢》)。

　　司馬遷把社會經濟活動視為由各個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欲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在社會商品交換中，價格貴賤的變化，也是受客觀規律自然檢驗的。他寫道“賤之征貴，貴之征賤”，人們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張，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表，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民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對于社會自發的經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干預，“故善者因之”，順應客觀規律，符合其“道”，乃治國之善政(《史記?貨殖列傳》)。

　　“順道”，或者“守常”、“守則”、“循軌”，是中國傳統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

2、重人

　　“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使“天下之民歸心”，“者悅，遠者來”(《論語?堯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孟子?離婁上》)《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心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管子?牧民》)。西漢賈誼說：“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國家的安危存亡興壞，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強弱，系之于民;吏之貴賤，賢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戰爭的勝敗，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為準。”(《新書?大政上》)這些歷代都有，逐步成為管理國家的準則。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事變革事業，注重經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輔、樞言篇》)。

　　我國素有“求賢若渴”一說，表示對人才的重視。能否得賢能之助，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和事業的成敗。“得賢人，國無不安廣…?失賢人，國無不危”(《呂氏春秋?求人》)。諸葛亮總結漢的歷史經驗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之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晏子春秋》則把對人才“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視為國家的“三不祥”，其害無窮。

　　在治生學方面，我國也有重視人才的傳統。司馬遷提倡“能巧致富”，他說：“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史記?貨殖列傳》)。唐代陸贄說：“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隋則簍空”(《陸宣公集?均節財稅恤百姓》第一條)。西晉的傅玄說：“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職篇》)凡能工巧匠，或對生產建設有重大貢獻者，如春秋時發明木作工具的魯班，戰國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鄭國渠的鄭國，漢代發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腳條播器(三腳耬)的趙過，發明和改進煉鐵鼓風器(水排)的后漢的杜詩和韓暨，對發展紡織工業有重大貢獻的元代黃道婆等人，都傳頌千古，流芳百世，為人典范。《管子》一篇國情普查提綱(《問》)中列專項調查國內的生產能手，樹立“人率”，進行表彰。司馬遷《貨殖列傳》記載，齊國的“奴虜”，即下等人，人皆賤之，唯刀間獨具慧眼，賞識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盡其力”，“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發了大財。

3、人和

　　“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故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管子?形勢》)。“上下和同”，“和協輯睦”(《管子?五輔》)，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戰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講團結的典范。

　　求和的關鍵在于當權者，只有當權者嚴于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管子》提出“無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管子》五輔、法法等篇)。李覯說國家的統治者必須“無偏無黨”， “循公而滅私”，“天子無私人”，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鉆營利祿，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惡吏”，以改善官民關系。唐太宗是個講團結的君主，他不僅重用擁護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對過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對其父李淵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計前隙，照樣重用，且時能“從諫如流”，“愛諫諍”，思己短，知己過，使群臣樂于獻策，齊心治國。正因為唐太宗廣泛團結人才，形成一個效能很高的人才群體結構，貞觀之治才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代成功的企業家也都注重人和，創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家榮德生治廠以“《大學》之‘*’，《中庸》之‘明誠”對待屬下，“管人不嚴，以德服人”，“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說用人“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廠…?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等于無業也”。(榮德生：《樂農先生自訂行年紀事續編》)劉國鈞辦大成紡織染公司，以“忠信篤敬”為廠訓。

　　宋菜卿在公司懸掛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廠訓，他說“你愿人怎樣待你，你就先怎樣待人”。這些皆反映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人和，從而達到系統管理以協力推進事業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