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的基本特征，明確提出了“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指導和原則。全會首次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把“綠色發展”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首次將“美麗中國建設”寫入規劃。這既與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一脈相承，也標志著生態文明建設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總體上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選擇。為了更好地把握“綠色發展”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需要結合新形勢下我國的發展需求和現實情況，對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關于“綠色發展”的內容進行認真學習和深入分析。

“改革發展，理念先行”。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所提出的“綠色發展”理念相較于以往黨和國家關于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論述，既有創新，也有提高，更有升華。

一是立意更高。傳統的“綠色發展”注重的是從節能減排、污染物治理的視角評判科技創新對生態環境的積極作用。而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所提出的“綠色發展”則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起點之上，在面對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嚴峻形勢之下，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壓力之下，在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感召之下，與時俱進地提出了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重要論斷。《公報》從“綠色發展”所需要堅持的基本原則出發，圍繞人與自然和諧、主體功能區建設、低碳循環發展、資源節約與利用、環境整治、生態屏障構筑等多個方面的內容，從生態文明和“綠色化”發展的高度進行了新一輪的理論闡述，這不僅賦予了“綠色發展”這一模式嶄新的面貌，也為今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認識更深。黨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首次提出“推進美麗中國建設”，使“美麗中國”的表述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也令“美麗中國”從一句抽象的理論表達落地生根為具象的實踐形態，這也是我國在“綠色發展”實踐過程中，遵循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不斷摸索、總結經驗，并在實踐中加以深化所得出的科學理論認識。在未來，“美麗中國建設”將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實現并舉并重，共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三是視野更寬。“綠色發展”不僅要立足國內，同時還必須綜合考慮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生態安全領域同樣如此。作為與國家安全相關的人類生態系統的安全，已經越來越引起全世界的廣泛重視。氣候變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森林退化、土地荒漠化等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逐漸成為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在上述背景之下，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率先提出了“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這表明我國在“綠色發展”中具備了國際視野，同時也反映了中國積極主動應對氣候變化，保護整個地球生態環境的擔當，也向世人進一步展示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應有的誠意和姿態。這一提法還要求我們將生態環境發展問題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考量，強調中國對全球生態安全的貢獻將有利于我國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世界生態環保進程，推動世界生態環境安全建設，并與其他國家一起共同構筑生態環保國際新格局。

四是角度更新。《公報》從格局建設、體系建設、權責分配等多個不同角度，給出了全新的提法和論述，且提法更加新穎，論述更為獨到。首先，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率先提出了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農業發展格局、生態安全格局、自然岸線格局。其中，“自然岸線格局”的提法表明我國將一如既往的順應自然，更加重視天然形成的地理分界線，避免自然岸線受到人為的破壞和開發;同時，“自然岸線格局也表明我國將海洋這一天然分界線納入了格局建設之中，用格局對中國國土做了全方位覆蓋。其次，《公報》中提出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產業體系和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這一方面表明“兩個體系”是綠色發展最重要的內容;另一方面在強調“綠色發展”全面性的同時，也從體系的角度將綠色發展詮釋得更加生動具體。最后，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行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制度”的基礎之上，從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初始分配的角度強化了其制度屬性，在推陳出新的同時又與以往的交易制度相呼應，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相配套。

五是力度更大。出于“綠色發展”需要和當前生態環境形勢的壓力，《公報》中提出了兩項重點工程、兩次重大行動和三個關鍵制度，從三個不同的維度層面進一步加深和強化對生態環境發展的推動作用。具體來看，一是“零碳排放區”示范工程和“山水林田湖”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零碳排放”這一嚴苛的標準，要求我們以更大的氣力投入到“碳排放”的整治之中;二是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和藍色海灣整治行動。藍色海灣整治行動要求我們更多的關注海洋生態環境建設，花大力氣探索如何減少海灣污染，使海灣常綠、海水常藍;三是明確提出了加大環境治理力度，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建立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完善天然林保護制度。“最嚴格”三個字凸顯了當前我國生態環境已經到了不得不治、必須得治的階段，一切治理活動都必須從嚴從重，方能取得實效。同時，建立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使信息上傳下達更加順暢，避免了中間環節過多所帶來的管理失效，確保了管理效率，通過加強地方尤其是對市、縣生態環境的監管，解決地方保護主義的壁壘和準確獲取環境數據等有關問題。此外，制度的形成使天然林保護有了具體的實踐標準，具備了現實的依托，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同時也將有利于充分發揮林業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綠肺”作用，實現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

走綠色發展道路，建設生態文明，既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的本質要求。只有實施綠色發展戰略，走綠色發展之路，才能有利于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引領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綠色發展”既要面對新的局面，也要具備新的思路，更要有新的舉措。

一是將“綠色發展”理念植入全面小康社會建設之中。《公報》中明確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其中“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成為新目標之一，從“十二五”時期的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到“十三五”時期的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我國生態環境建設質量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低到高，從局部到整體的深化提高過程。這要求我們在小康社會建設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綠色發展，并以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為導向，時刻保持發展的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續性，通過綠色發展理念的滲透，堅定人們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的決心。

二是全面理清五大發展理念之間的關系。綠色發展理念與創新、協調、開放、共享發展理念之間應該是相輔相成，緊密聯系的。“創新”為綠色發展提供動力，“協調”為綠色發展保駕護航，“開放”為綠色發展提供機遇，“共享”促進綠色發展成果轉化。在綠色發展過程中，必須時刻保持對生態環境新情況、新問題的敏感性;創新綠色發展技術、方式、體制、機制，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同時加強對國外先進發展方式和理念的學習與借鑒;及時分享綠色發展的成果。

三是推進綠色發展必須樹立全球性生態視野。綠色發展是當前全球所有國家和地區多需要面對的復雜課題，我國的綠色發展在起點、規模、程度、速度等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因此，綠色發展必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善于用他人先進的技術和方式來增強自身發展實力;同時，在自身發展時也要充分顧及對全球生態環境的影響，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對外要掌握國際綠色發展規則制定的主導權，盡可能維護和爭取發展空間;對內要切實加快綠色轉型進程，促進發展成果更多地惠及民生。

四是將制度建設貫穿綠色發展全過程。綠色發展要實現從理論到實踐的轉變必須依靠強有力的制度支撐，用具體的制度對綠色發展理念加以規范和約束，形成全社會共同遵守的客觀條例、政策、法規等。對違背綠色發展要求，影響生態環境安全的任何行為堅決用制度加以限制;同時，綠色發展相關制度建設要充分考慮客觀條件的許可，考慮具體時期的主要矛盾，有針對、分時期、按步驟地加以推進;在涉及不同群體的利益時，對不同群體產生的不同影響，需要推進和建立更加民主的綠色發展制度和公共決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