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五中全會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其基于經濟“新常態”的大邏輯，著眼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在“四個全面”頂層設計之下，明確地提出了“十三五”規劃的指導、基本原則、目標要求、基本理念、重大舉措，描繪了未來5年經濟、社會和民生等方面的發展藍圖，為黨和國家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勾勒了美好新圖景。

經濟發展更有底氣。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而經濟“新常態”語境中如何確立下一個五年增長目標，能否確保經濟實現“穩增長”，也已顯得至為關鍵。五中全會就回應了民眾這一現實期待，明確強調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若再加上培育發展新動力、拓展發展新空間、構建發展新體制，增強發展協調性、堅持開放發展、堅持共享發展等等，經濟發展已經因之更有底氣。

社會進步更加可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既需要經濟發展也離不開社會進步。因為社會進步不僅能帶來更好的發展戰略，也可以為經濟增長打造適當的基礎。五中全會就明確強調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若真能實現，就必將最大限度地凝聚全社會推進改革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共識和力量，推動“四個全面”更進一步。

民生改善更具成效。*多次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在五中全會召開前，民眾就期待著“十三五”規劃能在改善民生上有進一步的大動作。事實的確如此，五中全會就明確強調要保障基本民生，實施脫貧攻堅工程、實現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全覆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施食品安全戰略等等，樁樁件件都有助于拉高民眾獲得感。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轉型升級的歷史關鍵點，必須在發展理念方面有所提升。五中全會就順應歷史潮流、契合民意需求，首次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這五大發展理念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發展經驗的集中體現，也是關系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其必將提升和豐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內涵，并按下中國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快進鍵”。

號角已吹響，戰馬當奮蹄。雖然在發展道路上仍然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盡管創造13億人的幸福美好生活絕非易事，但剛剛閉幕的五中全會已經為增進十三億人民福祉繪出了路線圖，夯實了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底氣。相信炎黃子孫若能激發同心同德的精神和力量，凝聚決戰決勝的信心和勇氣，就必能啃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硬骨頭”，于神州大地書寫更優美的小康樂章。

【篇二】

日，十八屆五中全會在京召開，從歷屆全會的主題可以看出，此次“五中全會”仍是以審議國民經濟規劃問題為主，“十三五”規劃將是本次會議的重要看點，而以2020年為一個階段性節點的重要改革??國企改革作為“十三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配套改革措施可能會進一步落地，而已經出臺的國企混改方案會不會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及呢?從此輪國企改革對混改的重視程度看，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可能會在“十三五”規劃的改革體制機制中出現。

縱觀“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規劃，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都是體制改革中的重點，而從其中對混合所有制的提法看，“十五”提到要形成混合所有制企業，“十一五”提出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十二五”未提及，此次規劃中很可能提及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其提至基本經濟制度的層面就可以看出，國家越來越重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未來五年國企的混改進程將加速。為什么下一步規劃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會受到重視呢?

首先，混合所有制作為國企改革的重頭戲，在激發國企活力釋放方面確實有著積極的作用和更廣的探索空間。

從歷史的角度看，混合所有制帶來了國企活力的釋放和面貌的大改變。與人的發展一樣，經濟的發展也需要動力機制的刺激。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在生產熱情和發展動力上明顯不足，從而我國開始了漫長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始終的就有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激發國企活力、提高生產效率是永恒主題。

改革之初，可以說國有企業沒有效率可言，當時經濟體制改革逐漸給予企業自主權，實現責任制，重點放開中小企業試行股份制，混合經濟此時初見端倪，據統計，到了1992年我國國有和集體工業企業總產值占當年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已經降至50%，比1979年減少了三成多，經濟總產值也增加至之前的7倍左右，當時由于歷史欠賬和改制的艱難混合經濟的激勵作用并未完全體現。接下來，我國全面推行“抓大放小”，鼓勵中小企業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推行股份制和公司制試點，政策性關閉破產一批存量國企，雖然帶來了大量的下崗失業和其他問題，但新動力機制的出現給予剩下的國企極大的支持和激勵，也為私營經濟釋放了更大的空間。

十六大以后，混合所有制開始在國企中進一步實施，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重大改革帶來了新生機，新的管理體制以“權力、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政府開始放開直接管理，成立國資委，探尋國企董事會制度，鼓勵民資、外資等多元化資本進入，國企活力再次被釋放，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加速，據統計，2013年我國已有90%的國有企業實行了股份制和公司制，其中央企的“混合所有”已經達到了52%，國資與民資、外資的混合進一步加深，國企的面貌開始改變，逐漸成為經濟重要的盈利主體。

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我國進一步承認混合所有制給國有企業帶來的轉變，并將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至基本經濟制度的層面，“管資本”、“員工持股”等新的激勵將繼續加快混改的步伐，完全競爭類國企將繼續放開，各領域混改將繼續深入。

其次，積極推進國企混改后，國有企業不再是低效率的代名詞，效率有所提高。

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從萌發到受到如此重視，與國企效率的提高有關系。從當前國企的經營狀況、生產率水和利潤率狀況看，上世紀90年代國企困境留下來‘國企就是低效率’的印象已經不符合現實。期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劉小魯和聶輝華撰寫的國內首份國企混改研究報告中就提到：“國有企業已經不再是低效率的代名詞，一些國有控股企業，尤其是央企，其經濟效益甚至好于一些民企，至少總體上國企和民企之間的效率差距在縮小”。這一結論是來自于對我國國企利潤率和生產率的現實測算數據，報告中指出，2013年我國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率為6.62%，而其他類型企業的均銷售利潤率為5.25%，略低于國有控股企業。2013年國有控股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為98.62萬元/人，而國有獨資、私營獨資企業和其他內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為90.47萬元/人、80.15萬元/人和71.38萬元/人，國有控股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既高于國有獨資企業，也高于其他內資企業。另外，1998?2007年間，國有獨資、國有控股企業的均全要素生產率(TFP)分別為1.28、1.36，外商獨資或控股企業、私營企業的均全要素生產率(TFP)分別為1.44、1.39，國有控股企業效率與私營獨資企業相比差距較小。

除此之外，報告還得出兩個重要結論：“一是效率和國有資本比重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即效率會隨著企業國有資產比重下降而先升后降的倒U型變化趨勢;二是國有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效率高于民營企業的原因是市場勢力和貸款優惠政策，其中，市場勢力對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企業生產率的貢獻為14%”。從報告測算的相關結果可以看出，國有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于國企經營效率的提高是有效的。反過來國企效率的提高也使得國家更加重視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進，并把它提到了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層面。

最后，混合所有制改革符合我國國企改革的背后大邏輯。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混合所有制改革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這既是對我國混合所有制改革歷史成績的肯定，也是對國企改革的背后大邏輯的堅持，這個基本邏輯就是我國發展的是*，走的是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這是不能被忽略的基本面，這看似是老生常談，但也是我國國企改革必須堅持的基本點。而普遍認為混合所有制并不具備政治屬性，不會受到經濟體制的限制，在*中仍然能發揮積極的經濟作用，也可以極大的刺激微觀經濟體的活力和效率。

其實，混合經濟最早出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可追溯到凱恩斯的論著，他認為混合經濟是實現政府干預的重要制度安排，即這種公私混合經濟的形式，有利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擴大政府職能，“讓國家的權威與私人的策動力互相合作”。此后，混合經濟形式逐漸被認知，在理論上逐漸被延伸，并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必然趨勢，對經濟影響較大，現在西方各國也同樣存在公私混合所有制經濟形式。而前面也提到我國探索*以后，才開始慢慢的意識到混合經濟同樣可以在*中發揮作用，并在1999年發布的《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在政策層面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此后，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就成為我國經濟政策文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此次《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是把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提至基本經濟制度中的重要一條，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重要地位逐漸確立起來。

總的來說，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僅極大的激發了國企發展的活力，提高了國企的經濟效率，在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攻堅期對于提高我國企業的影響力和國際競爭力也有著積極的作用，所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逐漸被重視，作為此輪國企改革第一個出臺的配套方案，可以看出此次混改的范圍和尺度都有所擴大，開始在國企分類的基礎上推行集團公司整體上市，繼續鼓勵完全競爭類國企整體上市以及不再要求國企資本的絕對地位，未來五年，央企的混改步伐將加快，國企的效率將會被進一步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