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杭州市出租車改革方案文件,租車經營權營運證最新方案（細則）

出租汽車經營服務行業存在的真正問題包括，預約式出租汽車經營方式發展緩慢；出租汽車經營信息化發展緩慢；出租汽車經營服務、汽車租賃服務立法滯后，雖然有一些基本的法規但零散不統一，因此應當呼吁國家立法部門加快立法步伐。下面大風車網小編就為大家介紹下杭州市的出租車改革方案文件。

住建部官網日發布消息稱，“經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常務會議、公安部部長辦公會議審議通過，日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公安部發布關于廢止《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的決定，自發布之日起施行。”這一消息發布之后，立刻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杭州市廢止管理辦法與“份子錢”無關

據了解，《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經原建設部、公安部批準，于1997年12月23日發布，自1998年2月1日起施行。

《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廢止的消息傳開之后，引發了對于出租車改革的各種推測。

“對于廢止《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不必過度解釋。”交通運輸部管理干部學院政法教學部主任張柱庭說，“《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出臺的時間很早。2008年國家實行大部門體制改革后，按照要求，把城市交通包括出租車的管理主體由住建部門移交給交通運輸部門，相關改革措施從2009年開始陸續推進，相關工作和職能基本上在5年之中移交完畢。”

張柱庭告訴記者，新的行業管理部門設立了新的規章制度。交通運輸部接管出租車管理工作后，在已經重新發布了《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規定》，已經對《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進行了替代，因此取消《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是正常的。

記者注意到，廢止《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的消息一傳開，輿論普遍關注的焦點依然集中在“份子錢”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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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錢’與廢止不廢止《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沒有關聯性。‘份子錢’也可稱為企業的承包費，其本質是企業與駕駛員的勞動關系，涉及到勞動法律關系的衡，不是行政規章調整的范圍。”張柱庭說。

杭州市出租車與網約車可以形成互補

北京律師沃興偉曾代理過一些與出租車司機有關的案件，對于出租車行業比較了解。他說：“現在出租車行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某些普通消費者不好打車、打不到車，另一方面有些出租車司機不愿意跑道、擁堵的路線，會挑線路開車，這里面存在一個比較大的矛盾。另外，在網絡約車越來越普遍的情況下，有些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在下降。總體來看，出租車行業需要有大的變革。”

在網絡約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的大背景下，出租車改革的大方向更加引人關注。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曾表示，在本輪對出租車行業的改革中，將改革經營權的管理，實行經營權期限制和無償使用，不得炒賣和擅自轉讓。同時，改革“份子錢”的制度，由過去的政府調控改為由企業或者行業協會與駕駛員或工會組織來等協商，并鼓勵、利用互聯網技術來構建企業與駕駛員的利益分配。

張柱庭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份子錢”沒有與時俱進，其弊端日益顯露且公司沒有及時調整，已經不適應新形勢，主要表現在：勞動法和勞動合同制度實施后，讓駕駛員單向交“份子錢”而沒有最低工資保障；“份子錢”不透明，沒有將繳納國家稅收、各種保險、企業成本、折舊等明示，“一包了之”的做法過于簡單粗放。

“交通運輸部出臺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規定》，出租車分為巡游式和預約式。預約式也稱為電招，然而年來出租車的發展結構太單一，預約車并沒有發展起來，而網上預約填補了這一空白。不要把預約出租和巡游出租對立起來，他們是互補的關系，互相促進。”張柱庭說。

杭州市出租車管理立法較為滯后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談到交通運輸部去年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關于深化改革進一步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時，楊傳堂表示，出租車改革主要有兩個導向：“一是要提升傳統出租汽車服務水，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出行需求。二是鼓勵網絡約車新業態的創新和規范發展。”

“出租車不管如何改革，還是要支持網絡約車這一新生事物，確實是十分方便快捷且有利于消費者。出租車行業改革應該朝著有利于消費者，有利于出租車司機，有利于緩解城市交通擁堵的方向發展。”沃興偉說。

張柱庭認為，出租汽車經營服務行業存在的真正問題包括，預約式出租汽車經營方式發展緩慢；出租汽車經營信息化發展緩慢；出租汽車經營服務、汽車租賃服務立法滯后，雖然有一些基本的法規但零散不統一，因此應當呼吁國家立法部門加快立法步伐。

“現在的相關規定還是有的，包括國務院有臨時行政許可，但是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層級太低，內容過于簡單。”張柱庭說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今日上午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交通運輸部運輸服務司司長劉小明、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就“深化出租汽車改革與發展”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中央電視臺、央視網和央視新聞客戶端記者：我的問題提給楊部長。去年“兩會”您在部長通道上說要盡快出臺出租車改革意見，可是我們等了半年之后，在去年10月份才出臺了兩個意見的征求意見稿。現在又是大半年時間過去了，今天您說意見還在修改和調整當中，我們特別想知道，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我們征求到了什么樣的意見，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難啃的硬骨頭，正式方案什么時候出臺？會不會難產甚至流產？

楊傳堂：謝謝你提問。去年10月10日，我們就出租汽車行業的改革和網約車管理的兩個文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在一個月的時間里共收到了5008件、6832條意見和建議。在此，我也向社會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謝。對征求意見的情況，我們分別于10月26日、11月10日、11月28日分三次對公眾作了發布，特別是大家最關注的一些問題，把A方、B方甚至C方各方的意見都在網上和報紙上進行了公布，讓大家進行比較。

楊傳堂：在公開征求意見結束后，我們會同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務部等部門對這些意見逐一進行分析，認真研究和吸納，又委托有關研究機構對意見比較集中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深入研究，對相關政策開展了第三方評估。社會反映意見和建議比較集中的主要是：網約車審批的程序、許可的條件，報廢的年限，勞動合同的問題等。對這些問題，我們都采取了積極穩慎的態度進行反復研究和合法性論證，在文件起草、修改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我們重點把握了以下幾方面的原則。

楊傳堂：一是堅持把是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否給予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作為改革評價的標準，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鼓勵大眾創新、萬眾創業，更好地適應“互聯網+”發展的需要。促進出租汽車供給側改革。二是堅持充分考慮各方意見，統籌兼顧各方利益，取得改革最大的公約數。政府部門在改革中自身是沒有任何利益的，也不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我們根本的出發點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出行需求，體現社會公正義，兼顧衡各方的利益和訴求，力爭取得改革最大的公約數，并為今后的改革發展留下空間。

楊傳堂：三是要堅持循序漸進地推進改革，妥善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要充分考慮到地區的差異，給予地方充分的政策空間和自主權，落實城市人民政府的主體責任，循序漸進，避免操之過急的休克式改革。

楊傳堂：出租車行業管理看起來似乎不是一個多么大的問題，但是這項工作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難題，特別是年來網約車的興起，在給市民提供良好服務體驗的同時，也給當地的出租汽車行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這不僅是在我國，即便是在全世界都引發了巨大的爭議。法國的巴黎、德國的柏林、西班牙的馬德里等一些國外的大城市都曾經先后發生了多起游行示威活動，抗議網約車業務引發的行業問題。各個國家和城市也都面臨著相似的監管困局，采取了不同舉措來應對，一些城市還出現了政策的反復。當前，我國出租汽車行業正處于新老問題的疊加、新舊矛盾交織的特定階段，既有觀念體制束縛之阻，亦有利益固化藩籬之絆，改革難度之大更是前所未有。

楊傳堂：我把它總結為三難：第一難，在于要統籌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主要是統籌好新舊業態的衡發展和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兼顧好出租汽車企業、臺企業、駕駛員、乘客等不同群體的利益。這些利益群體的訴求是復雜的、多元的，改到深處就是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這就需要政府和管理部門做好各方的衡，力爭取得改革最大的公約數。

楊傳堂：第二難，在于公眾當前利益和行業長遠發展的衡問題。在有的城市、有的時節、有的司機，大家對傳統出租汽車打車難、服務差的問題反映較為強烈，這也是客觀存在的。當前，網約車的發展在給予公眾便利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政府部門實施監管，就是要設定相應的底線和規則，這并非設置障礙，主要的目的還是保障公眾的出行安全。一旦出現事故等糾紛，能夠得到妥善處理。此外，網約車發展的過程中，有關企業實施的補貼是一種搶占市場份額的短期行為，一段時間內對傳統出租車行業形成了不公競爭，從長期看，不利于市場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畢竟資本是逐利的，企業不可能長時間、無底洞地補貼下去

楊傳堂：第三難，在于如何推進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提升服務水。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還需要統籌解決打車難和出行難的問題，要促進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提升城市的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務的供給水，使城市交通出行結構更加合理，更好地滿足社會公眾的出行需要。

楊傳堂：當前，規范互聯網新業態和促進傳統行業健康發展都十分緊迫。不管有多大困難，我們都要堅定地推動這項工作。我們正在會同相關部門進一步研究和論證，完善相關的政策，推動兩個文件盡快出臺和實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