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距2017年個稅起征點上調到3500元剛好三周年，社會上關于上調起征點的呼聲再起，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期就公開建議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專家表示，目前上調至1萬元并不可行。個稅改革不應糾結于起征點，而是應盡快建立以家庭為單位、按年計征的現代綜合所得稅制度，并明確清晰的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

　　個人所得稅本是作為調節高收入、緩解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而開征的一個稅種。然而，目前個稅征收仍存在“逆向調節”現象，工薪階層成了實際的納稅主體。特別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千呼萬喚至今未露出“真容”，勞動所得偏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導致中低收入群體對個稅改革的訴求愈加強烈。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針對有政協委員提出建議上調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財政部長樓繼偉回應稱：“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下一步要做的是把分項征收改成綜合所得稅，簡單地提高起征點的做法并不公，不能體現每個家庭的差異。”事實上，提高起征點與綜合所得稅并不矛盾，不能將兩者割裂開來。拋開提高起征點實施綜合所得稅，這種“微調”的方式，難以從根本上扭轉個稅成“工薪所得稅”的不利局面。反之，提高起征點如果沒有綜合所得稅做支撐，也不能真正惠及中低收入群體及就業率偏低的家庭。

　　個稅征收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分蛋糕”的問題，即社會財富如何通過兩次分配過程達到公和效率的最佳切合點。事實上，公和效率是內在統一的，唯有公的分配才能達到有效率的經濟。問題是，在低廉勞動成本的依賴已成慣性的現實中，要找到這個切合點，尚需在個稅調節上有所作為。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減稅為薪”，即通過個稅改革，政府進一步讓利于民、藏富于民，政府和勞動者分好“利益蛋糕”，政府得小頭，勞動者得大頭。

　　可見，個稅改革應多途并舉。一方面，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征點，扭轉個稅“逆向調節”現象;另一方面，采納專家建議，改按家庭、按年征稅，即實施綜合所得稅政策，以降低工薪階層的稅負;再者，改變個稅征收“一刀切”的做法，應考慮地區經濟發展水、物價變化情況，可對地方適當放權，使個稅征收“因地制宜”，更具“彈性”;特別是，加強對高收入人群的監管，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稅負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