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新辦就新一屆政府執政后，掀起了一輪改革浪潮，改革領域覆蓋方方面面。在所有改革中，國企改革無疑是影響最為深遠也是最受期待的改革舉措之一。隨著國企改革頂層方案的落地，相關配套文件也將陸續發布，國企改革思路日漸明晰，改革工作也將持續推進。今天我想就國企改革，談談自己的一些觀點。

第一，經濟下行期是國企改革的最好時機。在經濟繁榮時期進行國企改革，通過改變國資管理體制減少行政干預、開展員工持股計劃提升職工工作積極性等，當然能使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得以更好發揮。但與危機時期進行改革相比，經濟繁榮時期的國企改革在改革范圍與改革深度恐怕將有所打折。我們現在身處的環境，正如所言面臨各種因素倒逼，國企改革的重要性前所未有。

第二，從國內外因素看，國企改革刻不容緩。從外部因素看，發達國家貿易再衡，新興市場經濟增速放緩，外部需求在收縮，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持續減弱。從內部因素看，過去十幾年是國有企業做大做強的過程，同時也是國有企業產能高速擴張的時期，而這個產能高速擴張過程不是中國獨有而是世界性的，“911”事件后全球流動性過剩使得主要工業領域的產能迅速膨脹，如油氣工業、煤炭和制造業等。2008年金融危機標志著重化工業的結束，而中國國企特別是央企很多是大資本、大工業，因此產能過剩是造成我們國企今天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國企正遭遇外需回落和產能過剩的雙重不利沖擊，現在來看改革確實是刻不容緩。國企不是改革不改革的問題，肯定需要改革，問題是怎么改。

第三，國企改革相關文件應該是各方共識，文件出臺實屬不易。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于國企的部分，對國資國企改革進行了非常詳細的描述，兼顧了不同的看法和聲音。期出臺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歷經幾十次的起草與修訂，充分考慮了學術界、企業界的觀點，考慮了不同的觀點甚至質疑。

第四，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應該是《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最重要的亮點。按照我個人的理解??這不是文件里說的，公益類國企以后應朝著一個特殊性的企業打造，它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企業甚至不是市場化的企業;而商業類國企應該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改革，商業類國企與民企僅有出資人不同這一區別，它可以實施員工持股計劃，可以對管理層進行股權激勵，甚至可以進行完全的資產證券化。如果國企能按這種分類推進改革的話，我個人認為改革的空間還是非常大的。

第五，資產證券化是目前爭議最少、成本最低的改革方式。我剛才講過文件出臺是很不容易的，設身處地想文件起草人包括中央領導同志，需要聆聽不同的聲音。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些文件只能說是綜合考慮了各方意見、性價比最高的文件，但與最理想的狀態仍有一些差距。資產證券化比較折中、比較中性，能保證交易的公性和陽光化，因此易被各方接受，爭議最少、成本最低。在實際操作中，也能比較容易地規避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

第六，集團化、財團化是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革比較穩妥的方式。《指導意見》中有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革的相關內容，個人認為在幾種參與方式中比較穩妥的是集團化、財團化。我在調研某省民營企業時發現，應該說民營企業對參與國企改革不是沒有熱情，但是也有一些懈怠。這個省的民營企業過去在資源領域積累了非常多的原始資本，有資金參與國企改革，但對國企改革有一些顧慮。多個民營企業聯合起來，當地的工商聯也參與，以一個所謂企業財團的方式參與本省與外省國有企業甚至中小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企業財團的形式分散了單個企業的風險，我個人覺得這種方式是目前民營企業參與國資國企改革時一種比較穩妥的方式。

第七，資本市場可關注國企改革中兼并重組、科研院所改革、資產注入和對管理層的股權激勵等投資機會。國企改革是一個大的主題，資本市場對國企改革的關注由來已久，應該說現在仍然是相當關注。但資本市場比較注重收益，而且決策短期化，會去關注國企改革是否真正落實，比如資產是否有最優化的配置、對管理層是否有正向激勵、員工持股計劃是否落到實處、民營企業參與國資國企改革時是否真正能夠物超所值。

兼并重組、科研院所改革、資產注入和對管理層的股權激勵，實際上就是對原來資產的優化配置。根據過去十幾年國企改革的經驗，存量資產如果能進行一定的優化配置，確實能發揮很大的作用。上一輪國有企業改革，還是發揮了非常大的制度紅利作用。我們也期望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為總綱領，“1+N”的文件體系能對國有企業的改革起到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使國企改革這一主題產生諸多投資機會。

第八，國資國企改革領域需要有更多的理論探索。時不太關注這個領域的朋友，可能會問這個問題重要嗎，其實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名不正則言不順，理論上站不住腳，很多改革難以推進，在改革實踐中經常遇到困難疑惑甚至產生懷疑。國有企業的基礎論、功能論和定位論，盡管已有學者研究，但尚未達成共識。如關于國有企業定位論的問題，剛才幾位領導也談到了自己的觀點，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沒有研究清楚，應該有更廣泛的討論。對這些重大問題的理論探討，也應該成為國資國企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盡管目前已出臺的中央層面國企改革文件并未提及，但是我想國有企業的領導與職工以及從事相關理論研究的學者都應該知道探索理論問題的重要性所在。

最后，希望借助“1+N”國資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體系，在新常態的背景下，國企改革能真正激發國有企業活力，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轉型升級發揮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