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生命在本質上是脆弱的，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逃脫不了的命運。但遺憾的是，我們既沒有選擇生的權利，也沒有選擇死的權利。

從2010年開始，我就長期與腫瘤病房結緣。腫瘤病房是我覺得待得最難受的地方，那是一個毫無生機的地方，我常常能看到光頭的、瘦骨嶙峋的、眼神完全空洞的病人，哭著說：讓我死去好了，讓我死去好了。

我的媽媽，就在那樣的地方，勇敢地與病魔作戰了兩年。媽媽去世前一個月，毫無防備的腦轉移，使她突然不再認得我，她只會喊著叫著，說痛。幾針嗎啡打下去，即便進入了淺昏迷狀態，她都仍然死死地咬著被子，甚至是手腳都被綁在病床上。那時候我心都要碎了。但令我更難過的，是媽媽大小便失禁的時候。她只要能有一絲清醒，能說一句話，哪怕都不知道我是誰，她說的話都是：“我能不能直接死掉。”我知道那是媽媽一生中最苦的時刻，一生中最沒有尊嚴的時刻。

無奈之下，在臨終病房里，我只能把止痛換成了比嗎啡藥效還要強80倍的芬太尼，那會使她看起來好受很多。而用上芬太尼的結果，就是導致深度昏迷。

深度昏迷的病人，幾乎屬于腦死亡的狀態，因為只靠輸液和能量維持生命，各個器官開始快速衰竭。在最后的時刻，病人會因為器官的衰竭導致無法呼吸，大口大口吸氣，然后停止呼吸，再大口大口吸氣，再停止。

那個過程，是家屬很難承受的。所以很多家屬都選擇在器官衰竭但尚有心跳的時候，選擇拔管。

我不想為媽媽做任何生死的決定，我希望她活著。但是現實就是，我必須為她做出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為她做的決定。而那個決定，不是可以選擇她生，僅僅只是可以為她選擇臨終鎮痛方案，選擇是否臨終搶救，選擇是否拔管。

作為女兒，簽字畫押的那一刻，意味著我親手將最愛的媽媽送往死亡，這是一個死路一條的決定。我希望另一個世界，會讓她再無痛苦。

后來我常常會回想起媽媽那些痛苦的時刻，回想起她的淚水，我覺得比什么都苦。我不想經歷像媽媽那樣痛苦的過程，更不希望像媽媽那樣，到了最后時刻也沒留一句話給我，我有太多太多的遺憾。所以我更害怕的是，自己毫無意識地死去，我希望至少，能在最后時刻，能留一句話，給我的兒子。

說到這里，可能有的人會覺得我在鼓吹安樂死。但事實是，在今年年初，父親進了ICU重癥監護室，我做出的是另一種選擇。

那時候我在廣東，父親在湖北。當時醫生在電話里說：“如果現在插管，你爸爸或許有一線生機，但也很有可能因為插管太痛苦，在10分鐘之內就沒命了。如果不插管，不可能到明天。”

因為不想放棄一絲機會，所以我立刻做了插管的決定。第二天清早趕回老家，幸好他活著。而另一個跟他同時進了IUC的病人，當晚死于插管。這讓我非常的后怕。爸爸在經歷了86個小時的危險期后，蘇醒過來，我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對不起。”

無論我對我的父母做出了怎樣的選擇，無論結果是生是死，我終身，都會為做出的選擇而內疚和痛苦，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決定另外一個人的生死。所以，對于同樣逃脫不了生老病死的大多數人來說，我們或許終有一天，會面臨兩難的抉擇。

一方面，走向生命終點前的掙扎，讓很多人意識到有尊嚴的死去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因癌癥去世的著名乒乓球運動員莊則棟所呼吁的那樣，“能不能不要再做無謂、無可奈何的、痛苦的掙扎，使病人有尊嚴地加速離開?”

但另一方面，如果允許安樂死，那么無論從法律、醫學、倫理上，我們都很難去界定怎么樣的情況才算符合安樂死的標準，而且生命的價值可能從此無處安放。

我想很長時間之內，關于安樂死的爭論還會持續下去，我也給不出任何答案。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走向死亡過程中，我們所承受的痛苦，以及留下的遺憾。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去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們不應該等到病人已經失去作決定的能力時，才由家屬去做一個無論如何都會是錯誤的決定。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美好地積極地活著，包括我自己。但是，如果我有那么一天，活著已經不能再讓我感覺輕松愉快，我希望我能夠有選擇死的權利，我希望是自己去做人生中最后一個決定，一個會讓我和我的親人永不會后悔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