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于替百姓申不，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后世將他奉為神明崇拜，認為他是文曲星轉世，由于民間傳其黑面形象，亦被稱為“包青天”。

2016安徽《千年包公》觀后感精選(1)

由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電視臺和安徽廣播電視臺聯合攝制，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和安徽廣播電視臺科教頻道承制的三集紀錄片《千年包公》，歷時一年，目前已制作完成，將于5月25日晚8點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播出。

和以往包公題材的電視文藝作品不同的是，該片堅持真實可靠可信的創作原則，摒棄戲說，敘述包拯任監察御史及開封府尹等官職時，彈劾貪官污吏及皇親國戚的故事，“七彈王逵”“六彈張堯佐”“匿金案”“陳州折變”“不持一硯歸”等深入人心的歷史真實事件。劇組成員奔波數萬公里，先后到臺灣、新加坡、河南開封、安徽天長、安徽合肥等十幾個地區與城市，進行實景拍攝、專家學者采訪及歷史再現。全片力爭呈現一個有血有肉可親可敬的包拯形象。

2016安徽《千年包公》觀后感精選(2)

“包龍圖打座在開封府”，一句經典唱腔將“包青天”的高大形象與七朝古都開封緊密地聯系起來。在開封這座具有豐富人文精神和厚重文化底蘊的城市里，包公書寫了他為官生涯中最濃重的一筆，“包公倒坐南衙”、“怒鍘陳世美”、“貍貓換太子”、“五鼠鬧東京”、“六劾張國丈”等民俗傳說和歷史故事早已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年來，開封市在廉政文化建設工作中，深入挖掘埋藏在歷史長河中的廉政文化內涵，精心設計建設以包公文化為主題的“一府(開封府)一湖(包公湖)一祠(包公祠)”廉政教育基地等，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的廉政文化品牌。本文將結合新時期廉政文化建設的特征，本著古為今用、傳承創新，發揚光大的文化態度，對包公廉政文化和進行深入挖掘和提煉。

一、開封府有個包青天

包公，原名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生于北宋咸年間，廬州合肥(今肥東縣人)人。他出身官僚之家，二十八歲考上進士，地位顯貴，而在為官的道路上兢兢業業，秉公辦案，披肝瀝膽，賞罰分明，不畏權貴，執政如山，體察民情，心系民生。一提到“開封府”，人們的腦海中就自然浮現出那懸掛高堂的“正大光明”額匾，以及威嚴肅穆的衙府大堂。《開封府志》第十六卷清楚的記載著開封府的位置：“南衙，宋包孝肅公聽證處，即開封府是也。”包拯死后，開封人民為了紀念他，就在副署衙門旁邊建了一座包公祠，如今位于包公湖的西南角位置。目前，開封市博物館還保留著一塊北宋開封府提名記碑，上面刻著開封府尹一百八十三人的姓名，其中就有包拯。

自古以來對于歷史人物人們都會有各自的評價，但只有生前為老百姓做了好事的人，人民才會永遠紀念他。史料為證，包拯在開封時，敞開官府正門，使上訟的百姓得以徑直走上堂前自訴曲直。他杜絕奸吏，立朝剛毅，無論是貴戚還是宦官，一旦目無綱常，他都嚴懲不貸。在當時，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用“閻羅”來比喻包拯的鐵面無私。又有文獻記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1]作為唐宋八大家的歐陽修曾評價包公：“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編纂《資治通鑒》的司馬光則稱：“仁宋時，包拯最名正直。”[2]時至今日，包公祠里的一副楹聯，還記錄著世人對包公的評價：“賑災黎，求民隱，斷關節，秉政清廉，中原百姓思賢尹;冤獄，抑豪強，懲污吏，執法嚴峻，天下幾人似我公。”清廉、清正、清明的包公，儼然成為了人們心目中理想的清官。

二、鐵面無私，剛正不阿

包公為官時在民間流傳和正史記載的故事有很多，從這些事例中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他鐵面無私，剛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包拯為官期間，從來不收取下級官員的任何賄賂。《宋史》中記載，包拯在出任端州知州時，那地方出產名貴的端硯,每年都要向朝廷進貢一定的數額。歷屆知州都在定額之外另加幾倍、幾十倍地征收，中飽私囊，用貪污的贓物去饋贈朝中權貴，以圖升官。而包拯接任端州知州后，只按進貢的定額，不準多增派一硯，直到期滿卸任，未帶走一個硯石。象這樣清正廉潔的封建官吏，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包拯在做諫官時，直抒胸臆，從不讒言半句。他讓皇帝在許多重大的決策中避免了嚴重的失誤，他將唐朝魏征給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寫出來，呈給宋仁宗為座右銘，時刻警惕，以國家大事為重。請求仁宗虛心納諫，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為主”，偏聽偏信，而要愛惜人才，除去苛刻，嚴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說，不隨意大興土木，如此等等，朝廷都采納施行。

包拯執法不阿，不在刑律面前越池半步。有一段時間，包拯曾回到他的故鄉廬州任知州，他的一些親朋故友以為有了靠山，就可以無畏的橫行霸道，欺壓百姓。包拯的一個叔伯舅父恃著自己的外甥是當地大官，別人奈何他不得，便仗勢欺人，無法無天。結果，包拯把他逮捕法辦，從嚴處理。于是，其他的一些親友故舊看到包拯凜然秉直，不徇私情，便都悄悄地收斂起來，誰也不敢冒犯法紀了。

他對親友如此，對自己的子女就更為嚴格，他親筆寫了一則著名的“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段之后，不得葬于大瑩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3]他把這則“家訓”刻在石碑上，豎立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至今我們還可以在合肥包公墓的墓碑上面，清楚地看到這幾行震懾人心的碑文。

2016安徽《千年包公》觀后感精選(3)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

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在這寥寥數行的短詩中,表現了他直道而行、無私無畏、光明磊落的胸懷，他要求自己成為承擔重任的棟梁，不屈不撓的純鋼。這不是空洞的豪言壯語，而是有憑有據的：

第一，“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包公“清心“和”直道“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充分體現了他把廉政為民作為人生奮斗目標的崇高理想和信念，而包公的廉政是儒家道德的傳承和發展。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就提出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天下”的社會價值目標體系，把“禮、義、廉、恥”來作為“國之四維”，成為維系國家生存發展的四大道德倫理和核心社會價值，甚至影響至今。中國傳統的廉政追求的是一種道德誠信的品格，“清心”和“直道”充分詮釋了“廉”與“正”是封建官員個人修養和操守的道德內容，后來也演變成為了每一位社會成員都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

第二，“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廉潔清正是個人立身之本，誠信之源，它要求主體的自律、自覺、自修的理念，包公具備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高尚道德和修養，也具備了“律己以服人，身先以率人”的胸懷和節操。他決心堅守自己清正的官德和的廉潔的品格，并不是為了沽名釣譽，也并非懼怕懲罰，而是內心真誠地向往真與善，倘若他能與他人共同維護道德理想，就應該堅定不移，倘若不能，也要堅持自己的操守，決不阿諛奉承，奴顏媚骨。由此來看，要去弘揚一種廉政精神的內涵，作為個人來講，一定要身體力行，率先垂范，不能只喊出口號，擺出樣子，說一套做一套。

第三，“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包公廉政的重點是一種封建時代為國為民的執政理念，這與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堅持人民路線的執政方針是異曲同工的。我們黨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正是借鑒和吸收了包公優秀的廉政文化。包拯為官數十年，勤政為民，造福百姓，他重視農耕，治理水患，修路通郵，興教辦學，包公自己曾經感嘆地說：“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5]對于每一位黨員干部來講，時刻關懷民眾的冷暖于心，時刻以民眾的安危付諸于自己的職責，“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只有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才能真正的為人民謀福祉，為人民謀幸福。

第四，“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包公一生克己奉公，匡扶正義，他堅持要求自己的高尚品格和廉潔正氣作為子女立言立行的道德標準，教育周圍的每一個人。包公把臨逝時留下的家訓，并囑托給自己的孩子，把這句話作為訓誡，教育給自己的后輩，代代相傳。包公的一生始終不忘前人的史訓，拿自己對比前人的道德準則來作為自己的為官之道，行政之本，并始終把廉政為民作為自己人生奮斗的座右銘。

唐太宗李世民曾經鼓勵朝中大臣向魏征學習，并留下了“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的醒世明言。現如今，組織內部的少數官員誤入歧途，不僅僅是源于自身道德的淪陷和職責感的缺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良好的交友尺度和正確的價值取向，而完全迷失了自我。在受到了他人的誘導和唆使之后，中飽私囊，利益熏心，甚至是拉攏更多的人沆瀣一氣，相互利用。“士有諍友，以正相諫”，對于每一位黨員干部來講，要始終以惡為恥，以正為鑒，不僅要用正確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來約束自己，還要吸取前人的深刻教訓，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感化周圍的每一個人，由此來找到真正的“諍友”，否則永遠是遭人詬病的貪腐“掮客”。

包公文化源遠流長，尤其是這些精粹的包公廉政，既可以古為今用，今以古鑒。又可以警示后人，防微杜漸。我們要弘揚包公優秀的廉政文化，不僅要立足于地方優勢，突出廉政內涵，更要利用好開封優秀的歷史資源、旅游資源和人文資源，結合機關文化、社區文化、校園文化、企業文化、村鎮文化、家庭文化，并使之相融合，有針對性地創作一批為基層群眾喜聞樂見的通俗廉政文化產品。這樣以來，不僅更好地提升本地的文化品位和城市地位，同時也優化了城市環境，增加了城市亮點。以期達到爭創全國廉政文化名城的目的，將包公的廉政更好的傳承和發揚下去，為開封復興和中原崛起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營造更加風清氣正的良好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