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比較文學學者、四川大學教授曹順慶（受訪者供圖）

曹順慶家的客廳里，掛著一幅他中學時代拉小提琴的畫，面龐輪廓分明、目光炯炯有神。

那年他16歲，因為能夠嫻熟地拉二胡和小提琴而入學校宣傳隊。后來當了文藝兵，跟著部隊扛著重重的行李穿梭在崎嶇的山間，吃過很多苦頭。得益于過去的磨煉，曹順慶雖逾耳順之年，但身體依舊健朗，甚至還能下河游泳。

如今，曹順慶已是國內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界的頂尖人物，他提出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變異學理論令國際矚目。他正和同道們一起奔忙，為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發聲”。

“誰能跳出圈子外，不活百歲壽也長”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古人常用“雪泥鴻爪”感慨人生際遇捉摸不定。若說人生命運的沉浮起落，曹順慶的經歷倒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1976年，作為最后一批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曹順慶被推薦到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文學評論專業學習。1980年，曹順慶大學畢業后來到四川大學，成為著名學者楊明照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碩士。一綹美髯、仙風道骨的“楊大胡子”楊明照，是川大中文系的老系主任，畢生致力于中國古代文論和文獻研究，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文心雕龍》的研究有劃時代意義，被稱為“龍學泰斗”。

曹順慶剛到四川大學的時候，楊明照正給本科生上《文心雕龍》，他就跟著旁聽。楊明照上課只帶一個小筆記本，上課時先把《文心雕龍》原文背誦一遍，然后再逐字逐句的講解。他當時已經70多歲了，其“背功”讓學生都很驚訝。曹順慶跟著楊明照學習中國古典文論，打下了扎實的文化典籍基礎。他的碩士論文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上發表后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看了該文后還專門給他寫信，說讀了“很受啟發”。

在外人看來，如果曹順慶繼續跟著楊明照深研“龍學”，必能在古典文論領域有一番建樹。可他偏偏不求安穩。

曹順慶發現，當時的古代文論研究存在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對中國古典文學中“風骨”的研究，討論了半個世紀，仍然沒人能說清楚。有人認為“風”是形式，“骨”是內容；有人說“風”是內容，“骨”是形式；還有人說“風”既是內容也是形式。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曹順慶找原文來讀，發現其實很好理解。“為什么很好懂的東西，反而越說越糊涂呢？西方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概念呢？”

后來他發現，西方文論中朗吉努斯的“崇高”就與之相似，遂將兩者對照解讀，原先的困惑頓時豁然開朗。“能否沿著這樣的思路，進一步拓深我們的古代文論研究呢？能否吸收西方文學理論的精華，為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所用？”

跳出圈子，登高望遠，方能“一覽眾山小”。

然而，要在學術上改弦更張，曹順慶心里有些“打鼓”。他忐忑地寫了一篇《知無涯，學不已》，把自己拓寬古代文論研究路子的想法告訴老師楊明照。

沒想到楊明照很贊同他的看法。楊明照鼓勵他，在目前這樣一個語境下，沿著典籍校勘的治學路子繼續研究古代文論已經不好走了，“不妨把視野放得開闊一些，可以嘗試著走走中西比較的路子！”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在老一輩學者的鼓勵下，曹順慶在比較文學研究的路上越走越遠。錢鐘書先生常與他通信，詢問研究進展，勉勵他抱定宗旨，堅持道路。如今，曹順慶又常拿出這些信件激勵自己的學生，引得臺下一片驚呼。

學生們特別愛聽他的傳奇故事。上世紀80年代，曹順慶作為內地比較文學學科的骨干去香港交流，他用在當時來說很高的補貼，帶回很多珍貴的書籍資料，聽得大家既羨慕又感慨。

熱鬧與歡呼之后，是更加冷靜與深沉的思考。

30多年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心在港臺地區，那邊的學者更早接觸到西方的學術前沿。當時，臺灣學界有一種主流觀點：援引西方理論來闡發中國文學的研究方法，便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

然而，這種闡發研究僅僅是一種一般的文學研究方法，并不能讓“中國學派”立住腳。

在曹順慶看來，國內文藝理論研究最嚴峻的問題是“失語癥”，“我們不會用屬于自己的理論話語，只能借助西方的整套話語來發聲，所以導致了嚴重的失語狀態”。

失語痼疾沉溺已久，話語重建談何容易。

1919年，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飽含激情地提倡“民主”與“科學”。此后，“科學主義”逐漸成為中國統攝社會文化的唯一“元語言”，當對科學的“有意識”使用演變成了對科學的“無意識”崇拜，“科學主義”就由此轉換為“唯科學主義”。

在唯科學主義的語境下，中國傳統文學及文化獨有的生命力也被武斷地進行了價值重估，往往被貼上“非科學性”“無體系性”之類的標簽。但在梳理“五四”時期以及新文化運動的遺產時，曹順慶發現，質疑和反思的聲音一直存在著。

“這種清醒理性的反思，是‘五四’新文化留給我們的最為寶貴的遺產之一。若仍不去清理‘唯科學主義’痼疾，我們今后的學術研究，也只能令人遺憾地繼續遺憾下去了。”曹順慶說。

曹順慶深刻地意識到，要改變失語現狀，必須要有自己的學科理論體系創新，所以幾十年來，他“晝夜兼程”，為中國學派修筑理論基礎。

上世紀90年代，曹順慶的兩篇文章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一篇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文章開篇即指出“跨文化研究”是中國學派的基本，他的理論大廈由跨文化的“闡發法”、中西互補的“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尋根法”、促進中西溝通的“對話法”及旨在追求理論重構的“整合與建構”法五根支柱撐起。

這套理論框架，受到了同道的高度評價。臺灣著名學者古添洪稱贊道：“最為體大思精，可謂已綜合了臺灣與大陸兩地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策略與指歸，實可作為中國學派在大陸再出發與實踐的藍圖。”

另一篇是《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他尖銳地指出，我們不會用屬于自己的理論話語，這背后有文化沖擊的原因，反映了一個民族心態的失衡和價值判斷的扭曲。文章呼吁要“接上傳統文化的血脈”，要學會摹仿，更要懂得創新。

靠著敏銳的學術嗅覺，曹順慶大膽地提出比較文學的重心，正在由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主導的西方陣地向東方轉移。2005年，曹順慶提出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該理論的英文版專著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由德國知名出版社斯普林格出版。該書系統地歸納了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研究范式的特點及其弊端，進而提出了適用于當前多元文化時代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新型方法論體系。這一體系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評價。

有了扎實的理論基礎，“中國學派”也更有底氣。今年上半年結題的“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是曹順慶主持的一個教育部重大社科項目。該項目以超過440萬字的厚重成果，輔以大量的案例材料，全面系統地總結了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接受規律，為我國文化建設及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提供了有益借鑒。

當下，隨著“讀圖時代”的到來，圖象化作品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取代以語言文字為特征的文學藝術。不少西方學者慌了神，驚呼：“文學即將死亡！”

“中國文學的傳統就是不過分迷信語言文字，認為解決‘道不可道’‘言不盡意’的最佳辦法是‘立象盡意’，也就是通過圖象來解決語言的不足。”曹順慶認為，中國文人歷來強調好詩“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立象盡意”讓中國文化走上了一條詩性化的道路，中國文學與文論，也極大地受益于這一圖象化的道路。

移步換景，別有洞天。從全球范圍來看，異質差距太大的文明間，對話與溝通是很困難的。“也正因為如此，中外文論比較向我們展開了新視野，其中孕育著無限的生機。”曹順慶對比較研究的道路充滿底氣，圖象化時代文學或許可以在“中國智慧”中找到一條起死回生之路。

“令公桃李滿天下，何用堂前更種花”

在學生眼里，曹順慶還是個極嚴格的老師。他給博士生開設有“十三經”導讀和中外文論課，教材則選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經注疏》繁體豎版影印本。每次學生們抱著這樣兩本厚厚的古籍走在校園里，總能賺足超高的回頭率。

他要求學生能流利地朗讀這些原典。且不說斷句，其中的繁體字和異體字，就難倒了一大批人。他的學生反映，每次大家上課前，都要提前通讀下一節課的所有內容，課堂上更是一直處于神經繃緊的狀態。

最讓學生“膽戰心驚”的是中外文論課。這門課分兩半節，上半節課是中國古代文論，主要涉及《毛詩序》《文賦》《文心雕龍》《詩品序》《二十四詩品》《滄浪詩話》等，曹順慶要求學生必須將這些文論著作和文章全部背誦出來。他常常隨機點名學生起來背誦一段，然后打斷，再抽點下一位同學接上。如此，每個同學每節課都會有兩次機會被叫起來背誦。

下半節課的當代西方文論的教材，用的是英國理論名家特雷?伊格爾頓的英文原著。除了課堂上背誦原典、讀外文原版等嚴格要求外，曹順慶對學生論文寫作的要求也極高。他認為，學生正值年輕力盛、思維活躍之時，應把握機會將每一次寫作當作立身之著來完成，務必精益求精。他要求學生，要寫就寫學界第一篇，要敢于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別人寫過的堅決不寫，學術價值、現實意義不足的堅決不寫。

而在學生印象里，曹順慶絕不是一個“老學究”的形象。他特別關注年輕一代接觸的事物，諸如手機微信、QQ等工具，他都能玩轉，就連每天曬出的微信計步也絕不落下風。“年輕的心”讓他和學生總能找到共同話題。

他還是個“段子手”，常跟學生們“嘮叨”：“我不僅要關心你們的學業，也要過問你們的終身大事。”每屆新生見面會自我介紹環節，必不可少的一項就是要匯報是否有對象。他常打趣地說，學術不能“親繁殖”，同門可以“內部消化”，有時候還會熱情地幫忙牽線搭橋。在他看來，學生的學業固然重要，但若能兼顧感情則更佳。

有一次，在學生的婚禮上，曹順慶現場出考題，作對子。因為新郎新娘是師兄妹，新郎道：“愛國，愛家，愛師妹。”新娘對曰：“防火，防盜，防師兄。”在座無不捧腹大笑。

研究文學，極費心力，常易焦躁，曹順慶有應對妙方，就是懷一顆幽默的心。

曹順慶外出開會或講學，也常常帶著自己的學生，他認為這是學生學習提升的好機會。如果是男生，他不會介意和學生共住一個房間，天上地下、天南海北地聊到深夜，儼然同一個頻道上的談友。如果學生們已經聽過他的報告或講座，他便又“嘮叨”起來：“不用守著我，睡個懶覺嘛！出去轉轉嘛！”

所以，學生們攻讀博士的幾年固然艱辛，但留下的依然是美好愉快的回憶。畢業多年后，許多學生還時常感慨：“真想重回川大，再當一回曹老師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