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聽學者談論中外教育的差別，最常聽到的是各種減負的政策。有一種觀點的：我們的孩子負擔比美國孩子重多了。事實上，不同國家的教育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即便是減負政策的制訂也不能脫離文化傳統。”布朗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李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不論是家庭教育還是教育政策的制定，都應該回溯歷史，回溯我們的傳統文化。

年來，李瑾通過認知科學的方法以及統計科學的方式，也證明了這一研究結果，即東西方的文化奠定了東西方的學習模式的差異。

亞洲和西方兒童的學習模式截然不同

中國的孩子更勤奮，美國的孩子更重視自己的興趣。沒有興趣的事情絕對不應該做，當代很多中國家長也開始這樣認為。但在李瑾看來，好奇、興趣確實是學習的原驅動力，而且兒童對外部世界的好奇被認為是最天真可愛、最好的學習品質。但，“這只是源動力，而不是學習獲得成就的方法。如果只考慮興趣會走上一條完全錯誤的道路”。

兒童的發展不是在真空中發生，而是基于現存的文化。李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西方學者往往從認知角度來看待兒童的學習模式，強調所謂的心智取向，在他們看來，起源于古希臘的學習最初是因為好奇而對外部世界進行探索，即便科學最初也是為了解讀上帝是如何使世界運轉而產生的。甚至牛頓最初研究的，也是上帝如何使這個世界運轉。

“心智取向”(mind-orientation)特調思維、探索、智力、發現、挑戰、創造性、開放態度、快速學習　(有效學習)，口頭交流、正面情緒、好奇、興趣、樂趣、內在動機、享受、驕傲自豪。而負面情緒則包括挫折感、自卑感、沮喪、失望、慚愧、內疚等。西方的文化傳統認為，負面情緒不利于人的理性發展，所以需要幫孩子們極力鏟除掉。

李瑾說：“他們認為，必須要把人類各種自然情緒排擠掉才能有利于學習，這就是為什么老師和家長要采用大量表揚來刺激兒童的學習動機。但是新的研究表明，這對學生學習反而太多損害，因為這其實意味著我們失去了判斷好壞的標準。況且，情緒是人類經過上億年進化而產生的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孩子根本不可能不產生負面情緒。”

中國兒童的學習模式則來源于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在我的研究中被稱為美德　(virtue-orientation)　取向的學習模式，主要有7大類學習美德???誠信、勤奮、刻苦　(這里的刻苦不是指智力上的困難，而是克服惰性的困難，雖然非常苦，但是卻是很值得的)、持之以恒、專心、謙虛、尊師重道。中國兒童學習中的負面情緒往往以慚愧(學得不好是慚愧的感覺，而不是一種沮喪)、自責為主。”李瑾說，這是因為中國人的傳統就是探索人的內在，不論孟子、孔子都是探索人性的內在發展，這也影響了中國兒童的學習模式。

中國不論是兒童還是成人的學習目標，首先是完善自我，以天下為己任。按照杜維明先生的解釋，就是終身不渝地追求自我完善，使自己成為最真摯、最誠懇、最富有人性的人。而學習的標準是行勝于言、執著追求與終生不渝，而不是好奇與興趣。

也正因此，中國的學習模式特別強調省視自我不足，挑戰自己，而不是審視別人。學習優秀的時候泰然處之，不要一味洋洋得意地顯示自己；學習差的時候正視失敗，甚至我們的文化還有“惜”，需要珍惜負面情緒傾向。比如孔子的“知恥乎勇”。

這種學習模式的特點是不以人的心智、認知而論事，而是以人的道德人格為思慮的焦點。人的自我完善，人人都能追求，不只是有智力高的人才能發展出來。李瑾說：“因此，西方國家的教育會強調‘你的興趣是很重要的，沒有興趣的事情，是可以不做的’。中國的教育這兩年也開始強調興趣，但是卻認為‘興趣不是最重要的，你承擔的責任才重要’。”

學業壓力的提升是不爭的事實，自由也需要指導

在李瑾看來，社會在發展，孩子的時間確實會不夠用，但是需要改革的是教學本身，而不是一味減負。在她看來，很多時候減負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負擔不是學業造成的，而是時代飛速發展一定會帶來的，“教育中沒有后退，不能讓孩子成為犧牲品”。

人類在發展，孩子必然會面對增加的學業壓力，不學就會被時代拋棄，不能參與世界的發展。關鍵在于怎么學。李瑾認為絕對不能高壓，但是也不能減負到看低孩子的能力。她說，這其實對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便是減輕孩子的負擔，給他們自由，也必須對他們進行指導，幫助他們在學業中獲得主動控制權，而不是被學業控制，這才能讓孩子獲得成就感，并且不斷上升。而這就牽涉到中國孩子的學習品德。

兒童浸潤在文化里，飽受文化的熏陶。對于文化傳統，他們沒有選擇能力，只能全方位地置身于母親與家人“襁褓”之中。在強大的文化影響下，兒童很難發展出獨立于自己文化之外的學習模式和學習品德。

最，李瑾在美國完成了對歐洲裔家庭和華人家庭的研究，調查華人是否因為文化傳統保持了對學業的高度重視和學業的高表現。其中包括；兒童有什么樣的學習目的？　兒童怎樣理解學習的歷程，怎么學？　兒童如何感知學習好與不好的狀態，如何對應取舍玩耍以及如何應對社會對他們的學習的壓力？

調查發現，兒童天生是要玩的，問題是如何自覺地愿意去學，或者說經過思考后認為要先學后玩。

具體參與的兒童是248個中等收入的大陸華人家庭和美國歐裔兒童，每個年齡段各30人，男女比例相等，主要給他們圖片設計故事，這些故事涉及4到5個簡單的句子。簡言之，就是根據學齡前兒童記憶曲線???1歲1句話，研究3歲的兒童就是請他們說3句話，從中看他們的學習模式傾向。

圖片是小鳥掉到地上了，大鳥扶小鳥重新飛上樹，以及小朋友釣魚沒有釣到，吃父母釣到的魚。在這些小朋友表述的話中發現，華人家庭有30%以上的孩子自發地說到“勤奮”“再三訓練”“恒心”“不能三心二意”等。美國的孩子也提到“不能沒有恒心”“不能一件事情沒做完就放棄”，但沒有一個孩子提到“專心”“訓練”“勤奮”的概念。

可見學習美德是華人學習過程中重要的心理組織和運行機制，華人學習重視執著追求、終生不渝，而不是好奇與興趣。就算孩子有興趣，華人家長還會要求繼續努力，“你這么好奇，要是努力的話，那不得了。”

所有的改革都應該與文化同向而行，而非逆向而行

在哈佛大學以及布朗大學進行學習或研究期間，李瑾聽到了許多對中國教育或東方教育的批評。“或許這些看法也影響了中國的學者或一些政策制定者。問題是任何國家的教育改革都應該與文化同向而行，而非逆向而行，這樣才能使得改革的成效最大。”

在哈佛擔任教職期間，李瑾發現，有相當多的學者一直在研究“華人學習者悖論”現象，在他們看來，中國教育體系充滿老舊的教學方式，一方面，它是以老師為中心，權威式、中央統一的教學，另一方面學生很溫馴，服從且不具批判能力，他們擅長應試。換言之，中國或者東亞的教育體系與所謂好教育制度所具備的一切已知優點都相悖。

但李瑾認為，應試無法回避，即便學生的學習是以考試為目標，這也是正常的。只不過考試的方式需要改革，這完全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非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她說，我們的文化傳統是，孔子在2500年前就提出了有教無類，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用教育突破當時的等級制度，非常具有突破意義。綜觀當時的世界上其它地方，只有貴族或者奴隸主才能享受教育。“有教無類”，即便在當今的西方發達國家也沒有實現，在美國，黑人和拉美裔的輟學率是50%。“公、公道、均等、合作，是教育政策制定的基礎，也是考試制度最初的來源。”李瑾說，這也意味著，中國或東亞的家長任何時候都希望孩子能享受最好的教育，并且愿意為之付出努力。

臺灣曾經在各種對應試教育的“討伐”聲中設想取消聯考，并試點減負，減少孩子們在學校的學業負擔，縮短上課時間，但是很快就出現了早8晚9的現象，即學生早晨在家補到8點鐘再去上學，晚上放學后到輔導機構學到9點，因為學校教的內容太少太輕松。“臺灣有幾百萬學生成了‘小白鼠’。日本也經歷過同樣的階段。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現在一味地減輕學生學業負擔，結果卻是學生負擔越減越重、校外輔導機構越減越發達的原因。”李瑾說:“不管如何減負，東亞的父母一定會為孩子追求最好的教育，追求最好的成績，這是文化價值取向決定的。”

小學生早早放學，李瑾認為這完全不是減負，而是在增加學生和家庭的負擔。“我常常聽到國內的學者動輒就說，美國的小學生學業輕松，下午都不用上課。但這是使美國深陷泥沼，一直想改卻無法改變的事情???小學生下午不上課在100多年前就寫入了美國的教師工會法，如果下午老師要上課，就必須加工資。”李瑾說，這在美國完全是不得已的選擇。

在李瑾看來，義務教育階段，所有的孩子都必須要好好學習，不論喜歡與否都必須如此，不能以喜好為導向。因為兒童幼小時并沒有價值判斷能力，只有一時的熱情，必須通過一定的方法促使他們堅持并且獲得成就，從而獲得成就感。因此，對于教育改革，我們絕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憑空想象，耽誤我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