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好，我叫文發芝，今年9歲了。”小姑娘的聲音弱弱的。　

“來，你帶我回家吧。”我蹲下身子看著她，眼前的小姑娘有一雙黑漆漆的眼睛，長睫毛撲閃撲閃的，帶著一點羞澀。　

家，孤零零地建在一座小山頭上。要是在夜晚，從山下遠遠望去只能看到這一戶亮光。　

“這是爸爸媽媽打工賺錢回來蓋的房子。”　

文文的父母在外打工十幾年了，這五年東拼西湊，還背了數萬元外債，才在黔西南州安龍縣這山窩窩里搭起了一座不用擔心日曬雨淋的土磚房。

我曾給文文爸爸打了電話，他的聲音疲憊，“我們也很想孩子，但是窮山溝里掙不到錢，我們只能出去打工。”　

黔西南石漠化嚴重，路是從石頭間一下一下鑿進去的。能種糧食的黃土很少，有些只能在一小?石頭窩的薄土里種上一顆玉米。為了生活，壯勞力大多只能外出打工，像文文這樣的留守孩子就多了起來。　

文文的爺爺奶奶都在身邊，沒有什么文化，甚至不會存手機號。每次要給文文爸打電話，老兩口總是掏出一個皺皺的小電話本，再小心翼翼地撥通那臺款式很老的手機。　

時地里的活兒很重，家里還養著牛、羊、雞、鴨，弟弟妹妹還嗷嗷待哺，爺爺奶奶照顧不過來，文文也要承擔一部分家務，做飯、洗衣服、帶弟弟妹妹。　

“我想去輕松的地方。”文文坐在梯田上，大眼睛看著我，又像在看著遠處的白云。　

“哪里是輕松的地方？”　

“不用干農活，還能和爸爸媽媽在一起。”　

我的心酸了：對大部分城里孩子來說，這是“常”狀態。可對她，卻是“奢侈”愿望。　

文文摘下一片野草，編起了拿手的草繩，這是她時的玩具。　

我看到她的手上有綠豆大的傷口，大拇指指甲蓋很長，里面是沒有剔掉的黑色泥垢。　

“你的手怎么了？”　

“玩繡花針的時候弄傷了。”　

“為什么玩繡花針？”　

“縫衣服。以前跟爸爸媽媽在浙江打工的時候學會的，那時候我還沒上小學，跟他們在工廠里用繡花針串珠子。”　

真讓人心疼。這么小，就要承擔這么多。　

但，文文畢竟還是孩子。一點點小小的樂趣就會讓她忘記煩惱。　

我們一起比賽飛葉片，擇菜。她和同學們在一起畫畫、放羊、聊天。甚至有時候還會捉弄我，故意帶我去跳梯田，還促狹地問我：“你們城里來的人走不慣這種路吧，我在田埂上還能跑呢！”　

這樣的感覺，在陪她上學的路上，更明顯了。　

那天，下雨了，山上都是磨得滑溜溜的石頭和泥漿路。我一手打著傘，一邊盤算著哪些地方能下腳。抬眼一看，文文已經嘻嘻哈哈地和同學調笑著，跑著離我越來越遠了，時不時還回頭朝我吐吐舌頭。　

文文所在的萬峰湖鎮關山小學里，我看到很多像她一樣的留守兒童。老師告訴我，時孩子們在一起都挺開心的，只是每當開家長會的時候，這些留守兒童的父母沒辦法參加，他們就會很傷心。

下課鈴響了，孩子們蜂擁而出，沖向食堂。

如果是在家里，大部分孩子只能吃到清水煮卷心菜或豆腐。但，在學校，有了免費營養午餐計劃，每個孩子可以得到4元飯錢補貼，頓頓都有肉。　

“你理解爸爸媽媽離開你，去外面打工嗎？”我問文文。

“不理解。”文文轉過頭去。

留守兒童的背后，牽涉到的是城鎮化進程這樣的大問題，需要社會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和協作。　

今年國務院印發了第一份以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為切入點的系統性文件，提出在家庭發展中要首先考慮兒童利益；公辦義務教育學校要普遍對農民工未成年子女開放等要求，明確到2020年，要使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　

采訪中，我和同事們了解到，《中國留守兒童日記》里描述的黔西南州安龍縣這片地區的孩子“挨到下午放學，餓得好像連腸子都不在了”的現象，得到了很大改觀。政府、學校、社會愛心人士這幾年做了很多努力，建起了當地最好的房子做孩子們的校舍；有些離學校遠的孩子，住進了易地扶貧搬遷的新小區或學校宿舍；六一兒童節孩子們還能參加學校組織的各式各樣的集體活動。　

這本書的編者，陪伴了留守兒童15年的教師楊元松欣慰地說：“之前來過的愛心人士，讓孩子們知道這個社會上除了進工廠以外，還有律師、戶外越野等更多的職業、更多樣的生活。孩子們打開了視野，有了更明確的目標和方向，希望他們不會再步父母的老路。”　

我們應該對未來抱有希望，改變即使微弱，也依然是光。

雨打青山，我和文文道別。　

“雨太大了，你回去吧。”我擁了擁她單薄的小身體。

同樣的場景她經歷過很多次。每年的春節假期，是她笑得最甜的日子；假期結束，也是她最傷心的日子。懂事的她會等爸爸媽媽轉過身后，才抹眼淚。

告別大山，回到城市。車水馬龍，華燈初上。腦海里，卻還總浮現出文文黑黑的大眼睛。

我不希望，一想到你就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