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

人啊，活著時受了再多的苦，到了快死的時候也會想個法子來寬慰自己。

做人還是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賠了自己的命。像我這樣，說起來是越混越沒出息，可壽命長，我認識的人一個挨著一個死去，我還活著。

一個人對世界基本的圖像就是在童年時建立起來的，以后長大成人和歷經生活后逐漸老去，所能做的只是對這基本圖像做一些局部修改，而它的根本是無法改動的。當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另一些人會修改的少一些。

寫長篇小說就完全不一樣了，一年甚至幾年都不能完成，作家在寫作的時候，筆下人物的生活和情感出現變化時，他自己的情感和生活可能也在變化，所以事先的構想在寫作的過程中會被突然拋棄，另外的新構想出現了，寫長篇小說就和生活一樣，充滿了意外和不確定。我喜歡生活，不喜歡工作，所以我現在更喜歡寫作長篇小說。

那些熱衷于描述自己隱私的，其實不是在表達自己的內心，是在表達自己的內分泌。一個作家一生寫下了眾多的人物，這些人物可能都是他自己。當他離世而去后，我想水至說得好，“我們應該從他身上看到還在的人。”

我覺得作家和批評家是有很大區別的，批評家就是在面對經典作家時，仍然想方設法找到他們作品中的破綻。作家不一樣，作家總是更熱情地去發現同行的優秀品質，尤其是自身欠缺的品質。所以同樣一部優秀的作品，在作家那里會獲得毫無保留的尊敬，可能只是幾個精彩的篇段感動了他，也已經足夠了。在批評家那里，即使是最慷慨的贊揚都是有保留的，批評家總是更多地去關注那些不足之處，事實是任何一部偉大的小說都是有缺陷的，所以批評家總是理直氣壯。

迎面而上的寫作是最困難的，也是最需要力量的。

我覺得當一個人物的內心風浪靜時，是可以進行心理描寫的，可是當他的內心兵慌馬亂時，心理描寫難啊，難于上青天。問題的是內心靜時總是不需要去描寫，需要描寫的總是那些動蕩不安的心理，狂喜、狂怒、狂悲、狂暴、狂熱、狂呼、狂妄，狂驚、狂嚇、狂怕，還有其它所有的狂某某，不管寫上多少字都沒用，即便有本事將所有的細微情感都羅列出來，也沒本事表達它們間的瞬息萬變。

當我虛構的人物越來越真實的時候，我開始去懷疑我的現實是不是正在被虛構。

世界上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也沒有一個人生是可以替代的。

起初我的構思是一部十萬字左右的小說，可是敘述統治了我的寫作，篇幅超過了四十萬字。寫作就是這樣奇妙，從狹窄開始往往寫出寬廣，從寬廣開始反而寫出狹窄。這和人生一模一樣，從一條寬廣大路出發的人常常走投無路，從一條羊腸小道出發的人卻能夠走到遙遠的天邊。所以耶穌說：“你們要走窄門。”他告誡我們，“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女人都是一個心眼，她認準的事誰也不能讓她變。

我知道他不會和我拼命了，可他說的話就像是一把鈍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腦袋掉不下來，倒是疼得死去活來。

可是我再也沒遇到一個像福貴這樣令我難忘的人了，對自己的經歷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講述自己。他是那種能夠看到自己過去模樣的人，他可以準確地看到自己年輕時走路的姿態，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這樣的老人在鄉間實在難以遇上，也許是困苦的生活損壞了他們的記憶，面對往事他們通常顯得木訥，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過去。他們對自己的經歷缺乏熱情，仿佛是道聽途說般地只記得零星幾點，即便是這零星幾點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記憶，用一、兩句話表達了他們所認為的一切。

那件綢衣我往身上一穿就趕緊脫了下來，那個難受啊，滑溜溜的像是穿上了鼻涕做的衣服。

“老子就是啃你家祖墳里的爛骨頭，也不會向你要飯。”

抬擔架的都貓著腰，跑到我們前找一塊空地，喊一、二、三，喊到三時將擔架一翻，倒垃圾似的將傷號扔到地上就不管了。

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

“這鋼鐵能造三顆炮彈，全部打到臺灣去，一顆打在蔣介石床上，一顆打在蔣介石吃飯的桌上，一顆打在蔣介石家的羊棚里。”

女人啊，性子上來了什么事都干，什么話都說。

“人只要活得高興，窮也不怕。”

“你千萬別糊涂，死人都還想活過來，你一個大活人可不能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