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觀看千年包公紀錄片觀后感

中國古代杰出的歷史人物爛若繁星，千百年來，若論在大眾中影響最為深廣的人首推孔子，孔子之下的一人，在我看來，或許就要數到包拯了。

孔子是家，家的可以超越時空，成為全人類的財富。包拯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實干型官員，除史書記載的政績外，留下的主要文字是上書皇帝的“奏議”。不管奏議怎樣高明，政績如何突出，最終都是為鞏固封建王朝服務，但是，他的影響為什么也能跨越時空、超越階層、傳諸久遠呢?

那是因為，在那些卓越的政績、作為政績的基礎的奏議背后，蘊藏著一種很寶貴的“包拯精神”。要知道包拯精神的內涵是什么，就有必要明了包拯的核心與性格特征，而這又需要對他的生有一個大概了解。

包拯，字希仁，謚孝肅，北宋真宗咸二年(公元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廬州合肥縣解集鄉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轄肥東縣包公鎮包村)，包拯父親有一定文化，做過小官，薄有田產。小康之家耕讀為本，這是封建社會的普遍現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東縣志》上說：“包拯少年在鄉讀書，亦耕亦牧。”天圣五年(公元1027)包拯進士及第后，曾經被朝廷兩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隨行而辭官盡孝，直到雙親病歿，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長知縣，時年38歲。

在地方，包拯擔任過知縣、知府、轉運使等職。在中央，他由權度支判官、監察御史里行、戶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樞密副使任上離世。我們知道，北宋最高監察機關是御史中丞領導的御史臺，最高財政機關是三司使領導的三司，最高軍事機關是樞密使領導的樞密院。樞密院是輔佐皇帝執行兵政的機構，在皇帝的總攬下，由宰相、副相、樞密使、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共同組成國家最高領導核心。所以，包拯的職位是相當高的。

包拯的核心是忠君與民本的高度統一。包拯具有鮮明的忠君。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寫道：“臣生于草茅，早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驟被殊用，置諸侍從之列，擢處諫諍之班，臣于此時敢忘圖報”!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一個出身既不高貴又缺少政治后臺的人，能夠被朝廷委以重任、視做心腹，這種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難理解的。基于這樣的心理，他特地上書仁宗“請建太子”，希望趙家王朝“傳之無窮”，因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鞏固王室”，“挫奸雄觀望”，否則“必稔禍于將來，恐非社稷之福”。這樣的忠君，可謂臻于極致了。

包拯又具有強烈的民本。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這一古代中國極為重要的政治，成為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包拯一生從政的根本信條。他反復對仁宗說：“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橫賦暴取，不知紀極。”他幾十封為民請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為國本的。

難能可貴的是，包拯中的忠君與民本是和諧一致的。那么對于包拯來說，將二者統一起來的邏輯性何在呢?

在《請差災傷路分安撫》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災人禍嚴重，請求從速安撫，否則釀成大亂：“民間之蓄盡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眾……況今秋苗稼既槁……凋殘之民朝不謀夕……饑則盜起，盜起則奸雄出，奸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他講得很明白，如果官不愛民，民不聊生，“奸雄”就會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設想。類似這樣的話，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議里至少說了四次。能夠看出，包拯不僅自己愛民，還苦口婆心地勸說皇帝愛民。包拯將之當做最大的“忠君”，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與民本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可以說，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觀上有利于天下蒼生，其忠君與民本高度統一的積極意義也正體現在這里。

包拯的性格坦誠得乎毫無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養，其剛直乍看起來真有些不人情。這種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農村，長于農村，而且一生和農村保持不間斷的聯系，無形間烙上了中國農民純樸誠實的印記;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憂國愛民的胸懷，“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對他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三是當朝名臣劉筠的言傳身教對他影響甚深。劉筠是翰林學士，剛毅正直，疾惡如仇，因和朝廷惡勢力勢不兩立，兩度外任廬州，而包拯自年少時即頗為劉筠所賞識。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核心為基礎、性格特征為外在表現而形成的。

干部觀看千年包公紀錄片觀后感

千年包公》力求精準展現宋代歷史與包公形象，在短短幾個月內，劇組采訪了國內及臺灣、新加坡等地的幾十位包拯研究學者及宋史專家，堅持真實可靠可信的創作原則，查閱大量歷史文獻資料，摒棄戲說，完全根據史實，進行人物再現與現實拍攝，力爭呈現真實而生動的歷史故事、有血有肉的包公新形象。

據了解，《千年包公》由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電視臺和安徽廣播電視臺聯合攝制，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和安徽廣播電視臺科教頻道承制，歷時一年制作完成。該片將于5月25日晚8點在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首播，并于5月27日晚9點25分在安徽衛視播出。

《千年包公》自2015年8月正式開拍，劇組成員不顧高溫酷暑與嚴寒冰凍，克服困難，奔波數萬公里，先后到臺灣、新加坡、河南開封、廣東肇慶、浙江寧波、安徽天長、安徽合肥等十幾個地區與城市，進行實景拍攝、專家學者?訪及歷史再現，積累了大量素材與文獻后，于2017年元月開始進入后期剪輯，數易其稿，找差補缺，力求為廣大觀眾呈現一個最為豐滿真實、清廉愛民的包公形象。

堅持廉潔奉公執政為民，堅持反腐倡廉依法治國，這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必由之路。包公事跡和包公精神流傳、綿延千年不絕，并一直為百姓津津樂道，體現了中華民族對廉潔公正的孜孜追求。紀錄片《千年包公》順時而生，采用現代化的電視手段，為觀眾呈現全新故事場景與視覺享受，依托新穎的藝術形式展現包公精神的當代延續與傳承，給觀眾以啟迪。據參與審片的專家學者評價，此片堪稱國內年來歷史類紀錄片中的精品力作

干部觀看千年包公紀錄片觀后感

既要強調為政之制又要重視為官之德

歷史上真實的包公以孝、剛、廉、明著稱，后來社會上廣為流傳的包公以善斷獄案聞名，被譽為折獄斷案“箭垛式人物”、“東方的福爾摩斯”，并形成獨特的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包公司法文化。

以包公為代表的司法文化歷經千年，其重要價值在于它樹立起清正廉潔司法官員的崇高形象，有利于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質;它倡導社會正義的價值取向，有利于推動依法治國。

包公司法文化應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但有人認為清官司法突出個人，抹殺制度的重要性。這種觀點從法治理論上來說是正確的。法律面前人人等，人們保護正當利益要通過健全法制，而不必祈求清官。但將制度與個人割裂或對立起來也是不現實的。任何制度都要靠人實行，選好人、用好人才能執好法。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必須用好人。有包公式的清官才能執好法。我們所說的清官品德與嚴格執法實際是統一的。當今執法中的問題，不少不是制度問題，而是官德失范問題。所以我們既要強調為政之制，也要重視為官之德。

另外，包公的嚴格執法有著更深一層的含義，這就是追求社會正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權者可以官官相護或以權枉法，而處于社會底層的小民在經歷了無數次抗爭失敗、問題仍得不到公正的解決時，便把希望寄托在包公一類的清官身上，希望討個“說法”即公理。所以包公身上寄托著人們善良的愿望，凝結著社會正義。人們推崇包公就是追求社會正義，這正是包公斷案故事的意蘊所在，也是包公司法文化久傳不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