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包公觀后感：

既要強調為政之制又要重視為官之德

歷史上真實的包公以孝、剛、廉、明著稱，后來社會上廣為流傳的包公以善斷獄案聞名，被譽為折獄斷案“箭垛式人物”、“東方的福爾摩斯”，并形成獨特的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包公司法文化。

以包公為代表的司法文化歷經千年，其重要價值在于它樹立起清正廉潔司法官員的崇高形象，有利于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質;它倡導社會正義的價值取向，有利于推動依法治國。

包公司法文化應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但有人認為清官司法突出個人，抹殺制度的重要性。這種觀點從法治理論上來說是正確的。法律面前人人等，人們保護正當利益要通過健全法制，而不必祈求清官。但將制度與個人割裂或對立起來也是不現實的。任何制度都要靠人實行，選好人、用好人才能執好法。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必須用好人。有包公式的清官才能執好法。我們所說的清官品德與嚴格執法實際是統一的。當今執法中的問題，不少不是制度問題，而是官德失范問題。所以我們既要強調為政之制，也要重視為官之德。

另外，包公的嚴格執法有著更深一層的含義，這就是追求社會正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權者可以官官相護或以權枉法，而處于社會底層的小民在經歷了無數次抗爭失敗、問題仍得不到公正的解決時，便把希望寄托在包公一類的清官身上，希望討個“說法”即公理。所以包公身上寄托著人們善良的愿望，凝結著社會正義。人們推崇包公就是追求社會正義，這正是包公斷案故事的意蘊所在，也是包公司法文化久傳不衰的根本原因。

千年包公觀后感：

中國古代杰出的歷史人物爛若繁星，千百年來，若論在大眾中影響最為深廣的人首推孔子，孔子之下的一人，在我看來，或許就要數到包拯了。

孔子是家，家的可以超越時空，成為全人類的財富。包拯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實干型官員，除史書記載的政績外，留下的主要文字是上書皇帝的“奏議”。不管奏議怎樣高明，政績如何突出，最終都是為鞏固封建王朝服務，但是，他的影響為什么也能跨越時空、超越階層、傳諸久遠呢?

那是因為，在那些卓越的政績、作為政績的基礎的奏議背后，蘊藏著一種很寶貴的“包拯精神”。要知道包拯精神的內涵是什么，就有必要明了包拯的核心與性格特征，而這又需要對他的生有一個大概了解。

包拯，字希仁，謚孝肅，北宋真宗咸二年(公元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廬州合肥縣解集鄉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轄肥東縣包公鎮包村)，包拯父親有一定文化，做過小官，薄有田產。小康之家耕讀為本，這是封建社會的普遍現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東縣志》上說：“包拯少年在鄉讀書，亦耕亦牧。”天圣五年(公元1027)包拯進士及第后，曾經被朝廷兩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隨行而辭官盡孝，直到雙親病歿，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長知縣，時年38歲。

在地方，包拯擔任過知縣、知府、轉運使等職。在中央，他由權度支判官、監察御史里行、戶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樞密副使任上離世。我們知道，北宋最高監察機關是御史中丞領導的御史臺，最高財政機關是三司使領導的三司，最高軍事機關是樞密使領導的樞密院。樞密院是輔佐皇帝執行兵政的機構，在皇帝的總攬下，由宰相、副相、樞密使、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共同組成國家最高領導核心。所以，包拯的職位是相當高的。

包拯的核心是忠君與民本的高度統一。包拯具有鮮明的忠君。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寫道：“臣生于草茅，早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驟被殊用，置諸侍從之列，擢處諫諍之班，臣于此時敢忘圖報”!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一個出身既不高貴又缺少政治后臺的人，能夠被朝廷委以重任、視做心腹，這種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難理解的。基于這樣的心理，他特地上書仁宗“請建太子”，希望趙家王朝“傳之無窮”，因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鞏固王室”，“挫奸雄觀望”，否則“必稔禍于將來，恐非社稷之福”。這樣的忠君，可謂臻于極致了。

包拯又具有強烈的民本。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這一古代中國極為重要的政治，成為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包拯一生從政的根本信條。他反復對仁宗說：“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橫賦暴取，不知紀極。”他幾十封為民請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為國本的。

難能可貴的是，包拯中的忠君與民本是和諧一致的。那么對于包拯來說，將二者統一起來的邏輯性何在呢?

在《請差災傷路分安撫》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災人禍嚴重，請求從速安撫，否則釀成大亂：“民間之蓄盡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眾……況今秋苗稼既槁……凋殘之民朝不謀夕……饑則盜起，盜起則奸雄出，奸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他講得很明白，如果官不愛民，民不聊生，“奸雄”就會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設想。類似這樣的話，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議里至少說了四次。能夠看出，包拯不僅自己愛民，還苦口婆心地勸說皇帝愛民。包拯將之當做最大的“忠君”，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與民本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可以說，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觀上有利于天下蒼生，其忠君與民本高度統一的積極意義也正體現在這里。

包拯的性格坦誠得乎毫無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養，其剛直乍看起來真有些不人情。這種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農村，長于農村，而且一生和農村保持不間斷的聯系，無形間烙上了中國農民純樸誠實的印記;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憂國愛民的胸懷，“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對他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三是當朝名臣劉筠的言傳身教對他影響甚深。劉筠是翰林學士，剛毅正直，疾惡如仇，因和朝廷惡勢力勢不兩立，兩度外任廬州，而包拯自年少時即頗為劉筠所賞識。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核心為基礎、性格特征為外在表現而形成的。

千年包公觀后感：

反腐反庸，無私無懼

包拯的實干精神古所罕見。在任何一個職位上，他都關懷民生，銳意改革，同時將遇到的問題和了解的情況，不論是否屬于自己的職責范圍，都如實向朝廷報告，并提出解決辦法，請皇帝“特降指揮”。在包拯看來，這是一個官員應盡的責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訓、幾首短詩外，就是多達185篇的奏議，其中有55篇奏議，竟彈劾本朝官員多達61人!這61人中，貪官污吏首當其沖，犯一般錯誤和不稱職的“庸人”也不在少數。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親國戚如張堯佐、郭承?、楊景宗等，均在被彈劾之列。譬如，他認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張方身為三司使，“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卻“安處洋洋，以為得策”，而作為宰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一時間，“包彈”成為朝廷聞之色變的流行語。

“包彈”中以“六彈張堯佐”最為驚心動魄，包拯在其中顯示出來的大無畏精神，尤其長久地為世人所稱道。

張堯佐是仁宗皇帝寵妃張貴妃的伯父兼養父，原為地方小官，張貴妃為了報答養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纏住仁宗，為張堯佐加官晉爵。張堯佐因養女得勢，扶搖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剛一主管諫院，便履行“以言為職”的職責，和幾位同仁一起，彈劾這個“徒緣寵私，驟階顯列”的“凡庸之人”。誰知仁宗變本加厲，更委派張堯佐以重任，讓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職。消息傳出，朝野嘩然，連素來溫和的御史中丞王舉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銷對張堯佐的任命。結果，建議無效，王舉正不得不進行廷辯，即在皇帝上朝時與之當面辯論。

在廷辯時，包拯情緒激動，離開座位走仁宗，竟將唾沫濺到仁宗臉上，以致仁宗不悅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撓，繼續彈劾張佐堯，前后共達六次之多。他反復說：

五六年超擢張堯佐，群臣皆竊議于下，然而跡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及執政大臣也……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誼，乃從諛順指，高官要職，唯恐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后宮之過，此豈愛君之心哉?(《論張堯佐除四使不當》)

張堯佐久以非才……臣等累次論列。陛下欲務保全，乃曲假寵榮，并領要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罔知所措……況執政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謂陛下私于后宮。(《再彈張堯佐》之一)

包拯直接指斥的看似是執政大臣，矛頭所向卻顯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宮”。封建時代，帝王雄居萬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奪的大權，作為臣民，要能夠做到直言極諫，需要多么大的勇氣!

深察民情，為民請命

包拯對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重現“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庸調之苦”的堯舜盛世。當時的現實卻是，北宋王朝進入中期，勵精圖治的精神逐漸消失，因循茍且、貪污腐敗之風蔓延，官僚盤剝，農民苦甚。因此，包拯在以大無畏精神肅貪反庸的同時，又嘔心瀝血地為民請命，這類奏議占到全部奏議的1/3。

其時，賦稅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難使人應付的是折變、支移以及頭子、倉耗。所謂“折變”，是將明文規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臨時需要折合成現錢或其他物品交納。折來變去，官員們從中牟利，納稅人負擔加重。“支移”是將就地交納的稅糧移到其他地方交納。如果移地交納現金，官方還要索取“腳錢”。“頭子”與“倉耗”都是按賦稅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稅，只不過后者找一個“倉庫損耗”的名義，巧為立目而已。

包拯得知陳州五縣的折變問題十分嚴重，立即上奏折《請免陳州添折見錢疏》。奏議中說，一斗大小麥市場實價50文，卻被官府折變為100文，外加腳錢、頭子、倉耗40文，共計140文。這樣“二倍誅剝貧民”的“非常暴斂”，必須立即取締，改為按市場實價計算或“納本色”，即以實物交付。

同時，包拯發現淮南、江浙、荊湖等地同樣存在折變問題，其程度之嚴重不亞于陳州。他心急如焚，連續四奏免除江淮兩浙的折變，并由此推及“諸雜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權且停罷”。當時官府用物，均攤派給民間，雖云購買，卻比市價低。這種強制性的臨時賦稅被叫做“科率”。包拯要求停罷或減輕苛捐雜稅，可謂解百姓于倒懸，據《宋史?劉摯傳》中記載，“民歡呼至泣下”。

包拯的這些奏議，反映的問題翔實有據，提出的建議明確可行，愛民之心，躍然紙上。在行文中，他還指責一些地方官吏“雖有前件圣旨指揮，本處官吏并不遵稟”，并具體指出：“發運司但務歲計充盈，不慮民力困竭，上下相蒙，無所訴告，為國斂怨，莫甚于此。”誰都知道，這種報告是要得罪一批人的，但包拯直言讜論，并無顧忌。

包拯賑救的范圍不僅包括災難深重的農民，而且包含更廣泛的民生。罷巡驛、保民田、除放欠、改鹽法、救饑饉的奏議，都給水深火熱中的百姓帶去實實在在的利益。這里還有一個例子。有一個叫向綬的人，為官不法，為上所察，他懷疑有人告發，私加拷問，逼其自盡。事發后，向綬故舊多方偏袒，誣罔告發者，干擾案件處理，導致“九十余人依舊收禁”。包拯上書，為被收禁者叫屈，充分體現了其懲惡揚善，以民為本的拳拳之心。

千年包公觀后感：

清心直道，嚴于律己

包拯知端州時，曾賦《書端州郡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清心才能寡欲，進退不失其正，故謂“治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蕩，是其“身謀”。包拯本來不以詩作著稱，但這首詩卻寫得正氣堂堂，風骨凜然，實可視做包拯立身處事的宣言書，也是其始終不渝的行動指南。

包拯服喪期滿，在京城聽候派遣官職。當時的官場上，拉關系、走后門的風氣甚盛，宰相呂夷簡的官邸更是門庭若市。包拯和呂夷簡有同鄉之誼，呂夷簡以為他一定會登門求見，卻久等不至，后來才知道，包拯到吏部報到后，就直接到天長當知縣去了，這讓呂夷簡很感了一陣意外。從此，包拯在仕途上就沿著這條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盡頭，共計25年。

25年間，包拯從知縣、知州、轉運使，直到樞密副使，成為一名執政大臣，躋身于國家最高領導核心，全靠自己聞名朝野的政績，當然，也離不開比較開明的仁宗皇帝的賞識與支持，正如他的門人張田在《孝肅包公奏議題辭》中所說：“愚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聰，公欲必行其道于時，難矣乎!”

25年間，尤其任職臺諫期間，包拯彈劾過不少官員，有時也不免因憤激而措詞過當，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場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頂風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鏡，個人品格上白璧無瑕，連看不起他“素少學問”的歐陽修，也在《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中贊美“拯性好剛，天姿峭直”，“晚有直節，著在朝廷”。

包拯認為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選拔官吏，用今天的話來說，他深深懂得“干部是決定的因素”。其奏議中具名推薦的，便有孫甫、張環、吳奎、范祥、韓贄、張田、吳及、趙尚寬等人。需要強調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無私，沒有一個被推薦的人是出于個人關系，更不要說拉幫結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在《請復韓贄等臺官》中向仁宗保證：“或不如舉，臣甘當同罪。”真稱得上是斬釘截鐵，擲地有聲。

包拯一貫服從朝廷的調遣，當年被視為蠻荒之地的端州(今廣東肇慶)，他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績。除長子病故，要求回鄉任職以便就照顧家庭外，他從未向朝廷提出過任何個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對身為諫官而言不見采的抗議，不在此例。

包拯執法如山，鐵面無私。《宋史?包拯傳》中記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最典型的例子是，據司馬光《涑水紀聞》所載，他知廬州后，“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戳之，自是親舊皆屏息”。橫行霸道的官員為之收斂，堂舅犯法一視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等”。

包拯曾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發誓做“民之表”，曾留下家訓，叮嚀子孫務必將清正廉潔的家風一代代傳下去：

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四《包孝肅公家訓》)

幾十年間，除朝廷給予的俸祿外，包拯沒有多吃多占過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端州盛產端硯，其前任均借進貢之機，貪污多達數十倍于貢品之數的端硯據為私有，除個人享用之外還饋送權貴，大搞不正之風。包拯卻一改前規，下令制硯數量不得超過進貢之數，離任時“不持一硯歸”，從此成為載譽史林的佳話。

這段佳話雖然載在《宋史》，其真實性如何本來亦無法完全確認。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紀70年代，安徽省博物館在發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時，僅發現一方普通硯臺，而非端硯，這真不啻為這則歷史佳話的可靠性提供了一個有意味的佐證。

嘉?七年(公元1062)，包拯在樞密院處理政務時突然發病，自此臥床不起，一代名臣，與世長辭。

包拯精神產生在特定的地域、時代、社會、階級中，但由于這種精神具有歷史的先進性，有歷史先進性的精神總是具有難以磨滅的光輝，所以，它就和大家的一樣，超越了時空，乃至超越了階級，稱得上是歷久而彌新了。

彈指一揮間，1000多年過去了。應該說，制度性的建設對于現代國家來說更為根本，也更為重要。但在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中國，包拯一直受到歷朝歷代不論為官還是為民者的普遍敬仰。包拯及其包拯精神似乎并沒有過時的跡象。“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就是這種精神的回響，就是這種精神的光輝的閃耀。公明廉威、勤政為民，既是全社會的政治訴求，也是執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歷史文化遺產。

據春江《包拯千年之謎?包公文化在海外》中說，泰國有一種洗衣粉十分暢銷，因為它的商標叫“包公”，而且它的廣告詞是這樣的：“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就像包公對待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本公司的經營方針，就像包公審判案件一樣公正廉明。”也許包拯精神并不只適用于它的產生國，這則故事，大約能夠說明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