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央企負責人降薪的消息受到廣泛關注。8月29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將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以形成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與企業職工之間的合理工資收入分配關系，合理調節不同行業企業負責人之間的薪酬差距，促進社會公正義。

　　央企負責人降薪至此塵埃落定。

　　查閱公開資料可知，在2017年公布年報的央企上市公司中，公開年薪的董事長有167位。地產類板塊，保利地產董事長宋廣菊以年薪298萬居于榜首。

　　但另一方面，據福布斯發布的2017年CEO薪酬榜單顯示，2017年薪酬總額上，恒大總裁夏海鈞以4904萬元位居地產類民企榜首，夏海鈞年薪為宋廣菊的16.5倍。

　　來自相關研究機構的《TOP100上市房企高管薪酬分析》亦佐證了央企與民企高管薪酬的巨大差別。在TOP50高管年薪排行里，央企國企僅13位上榜，民企中，萬科一家就占有10個名額。

　　保利地產廣東公司董事長余英曾在個人微博上表示：“萬科董事長、總經理的年薪大約是1500萬元，保利地產大約200萬不到300萬元;萬科副總的年薪大約800萬元，保利地產副總的年薪大約200萬元……不比了，傷心了。”

　　對于二者之間的差距，業內認為，一方面是由于年來央企國企高管薪酬受到公眾質疑，國資委對于央企高管薪酬的監管力度加大;另一方面，在制定薪酬制度時，國企更多注重內部公，民企薪酬的確定則比較隨意，在招聘某個崗位時可能會完全打破內部公性，更關注市場價格。

　　上述業內人士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非市場化的薪酬制度，對于高管團隊的穩定性難免造成影響，大型央企上市房企高管被民企挖走的情況并不罕見。”以中海系為例，萬科就曾通過“海盜行動”從中海地產大規模吸納高級職業經理人，不少人后來成為萬科高速發展的骨干力量。

　　對于國企而言，官本位濃郁，政企不分一直廣為詬病，行政級別便為其中一種表現形式，其級別有正部級、副部級、正廳副廳、正處副處、正科副科幾個級別。

　　但體制內的人們也收獲了幸福。2017年的一份關于居民幸福感的調查顯示，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時至今日，上述現象慢慢在改變。2017年，全國公務員報考人數同比減少36萬。

　　官員辭職下海的現象日漸增多。以廣州為例，原廣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余耀勝辭任后就職合景泰富地產公司;原廣州市“三舊”改造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陳建華就任頤和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原荔灣區城市更新改造工作辦公室主任鄭漢加離職后任職廣東大壯集團有限公司，不完全統計，8年間共11名官員下海，其中有7位進入房企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