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國共有26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月最低工資標準均增幅18%。機構分析稱，收入增長更集中于中等及低收入人群，受其影響，中國在人力成本上的優勢正進一步減弱，這將倒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

　　這是在人社部陸續披露的信息基礎上作出的初步統計。據了解，人社部將在期公布這方面更詳細的信息。

　　統計結果顯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共有北京、浙江、河南、貴州、陜西、山東、江西、廣西、甘肅、寧夏、天津、山西、上海、廣東、云南、新疆、四川、江蘇、吉林、遼寧、安徽、福建、內蒙古、湖南、海南、陜西等26個省(區、市)和深圳市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目前，全國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上海市，標準為16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和新疆，均為15.2元。

　　上述26個省份最低工資均調增幅度18%，增幅基本持于2017年水，但明顯低于2017年均22%的增幅。這一數據與中國企業整體薪酬增長趨勢吻合。咨詢服務機構韜睿惠悅日發布的“2017年度全行業整體獎酬調研報告”顯示，2017年企業加薪幅度僅為8 .5%，與歷史數據比較，中國企業的年薪酬增長率在2017年出現峰值11.6%之后，已經連續3年放緩。

　　但相比之下，低收入人群的工資漲幅在不同職務層級的比較中“勝出”。韜睿惠悅調研后發現，經歷了十年的“全球化”后，中國高管階層的均收入增長空間已經有限，而中等及低收入人群、一線操作員工以及應屆畢業生都是漲工資的新熱點。

　　具體而言，從2007年至2017年5年間，一線操作人員薪酬的累積上漲幅度在上海地區達到73%，在華東二線城市達到83%。同時，2017年應屆畢業生的起薪也有大幅提升，本科畢業生的均年固定收入為5.3萬元人民幣，較2017年的4.2萬元增長25%。而武漢市人才服務中心本月發布的2017年度武漢地區高校畢業生薪酬調查報告也顯示，2017年新招錄入職的普通高校畢業生2017年月均工資3589元，預計2017年月均4052元，增幅13%。

　　基層員工薪酬顯著增長被認為是勞動力資源短缺等市場因素作用的結果。韜睿惠悅中國區總經理許文宗認為，此前5-10年，很多中國企業致力于全球化，高管階層薪酬目前在全球來看已經位于中等偏上的位置，中層員工也位于中間位置，而基層員工尚停留在偏下的位置，“年來由于人員短缺、流失率快等市場方面的原因，同時也受到一些政策層面的影響，薪酬分配開始更多向基層員工傾斜。這也解釋了應屆畢業生薪酬為什么出現如此大幅提升。”他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認為，工資的增長在宏觀經濟增長的背景下才會實現，如果沒有宏觀經濟的增長，工資的增長就無從談起“工資增加比較快是在最幾年，這和我們過去低收入者，尤其是低工資者的收入增長偏慢有很大的關系，所以較高增長率實際上是對低收入人群工資收入增長偏慢的一種補償。”他說，“整體來講，現在工資增長雖然很快，但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相比還是比較適應的。”

　　但機構同時認為，工資的較快增長將導致中國企業在基層人力成本上的優勢進一步喪失，這將倒逼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

　　大量適齡勞動力和較低勞動力價格所創造的人口紅利給中國經濟帶來了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不過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廉價工資已很難吸引更多的勞動力供給“靠勞動力低價格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已不再可能。當務之急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者素質，從人口紅利轉向人力資本紅利，這是中國必須走的一條道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張茉楠認為，要在人口紅利窗口期沒有封閉時，迅速培育大量高素質產業工人“如果勞動力不升級很難實現產業升級，要從過去向人口數量要紅利轉變到向人口素質要紅利。”

　　也有專家認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空間仍較大，要把握好緩沖機會，促進經濟穩轉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表示，即使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但與歐美、日韓等國相比，中國仍具有較大的競爭力。目前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有助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對我國產品價格上升、出口商品競爭力降低等問題提出了預警，鞭策我們認真考慮如何將出口產品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