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所有員工都要有這樣一個意識??微軟公司還有三個月就要倒閉！”這似乎是杞人憂天、令人費解的。

其實不然，蓋茨這樣說是要求員工都要有憂患意識，要不斷進取在日本，自古以來就形成了舉國一致的“憂患意識”，無論是政治家，還是老百姓，都經常說：“日本沒有土地，沒有資源，有的只是陽光和空氣”，“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地干，第二天就沒有飯吃”。

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國民對本國國情了如指掌，因此都具有憂患意識。

正是這種意識，給日本的發展增添了強勁的動力，并創造了今天的奇跡。

這些不是值得借鑒嗎？引用孫中山先生的一句曾經震撼億萬中華兒女的遺言贈送給大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孔子這樣表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論語?學而》)不注重道德品質的提高，不切磋學問，不按道義的原則去行動，有了過錯不能及時改正??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現實狀況而產生的憂慮。

孟子從歷史中舉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說明他們都是從憂患和痛苦中磨練出來的。

比如，舜出身于農家，后來成為一國之君；膠鬲這個人遭遇戰亂，以販賣魚鹽為生，后來周文王提拔了他，為周朝做出了很大貢獻；孫叔敖隱居在海濱，楚莊王推舉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績。

這些事例說明，對于人來說，如果沒有“憂患”的磨練，沒有失敗教訓的反思，要培養出剛強意志、奮發精神，那是不可能的。

孟子將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學的高度加以總結，寫出了自古以來中國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孟子?告子?下》)，憂患足以使人生存發展，安樂足以使人沉淪死亡。

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西漢初期的賈誼是一個敏銳、敢講真話、有強烈責任感的政論家。

他心系國運，給漢文帝上書，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時當西漢立國20多年，政權日趨穩定，經濟有所恢復發展。

然而，賈誼卻根據他自己的觀察和研究，在上書中憂心忡忡地指出，“進言者皆謂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認為當時的“事勢”不容樂觀，有“可為痛哭”、“可為流涕”、“可為長太息”之處并不少。

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像賈誼這種警世危言正是責任感的表現，并不是無病呻吟，也不是悲觀絕望。

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學者范仲淹在所寫名文《岳陽樓記》中，將此前的“憂患”意識提到了一個新高度。

岳陽樓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時重修。

范仲淹應友人之邀，曾訪問岳州(今湖南岳陽市)岳陽樓。

這篇名文首敘登樓俯視洞庭湖的景觀，接著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意思是說，人們欣賞景物的感觸，會不會因環境的變遷而改變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樓觀景，使人產生“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際登樓，又會使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于是就有了這樣的結尾：“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

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是進亦憂，退亦憂。

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矣。

……”歷經明末清初巨變的家黃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寫出了劃時代的著作《明夷待訪錄》，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深刻剖析。

他假托三代(夏、商、周)為黃金時代，說這時“以天下為主，君為客”。

三代以下情況大變，“以君為主，天下為客”。

由于主客顛倒，君主視天下為己物，獨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

黃宗羲指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明夷待訪錄?原君》)。

他提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

”(同上《原臣》他將個人的憂樂歸結為眾人的憂樂。

他又說，臣之出仕，“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同上)。

“天下”這是具有深刻內涵的名詞，與一家一姓的統治是不同的。

黃宗羲的摯友顧炎武同樣強調“保天下”，他說：“……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日知錄》卷13“正始”條)。

顧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給黃宗羲的信中說：“……大著《明夷待訪錄》讀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

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

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