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全文(下載)

六中全會推動全面從嚴治黨落實落細

“堅持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大局看問題，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全面從嚴治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鮮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昨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認為，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

“回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六中全會，我們可以看到，三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依法治國，五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六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從嚴治黨，四次全會的主題構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從戰略目標、戰略舉措到黨的決定的完整過程。”國防大學教授顏曉峰在接受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記者采訪時談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成為從黨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召開之前重大決策的主題和主線。這表明，*戰略與戰略決策高度契合，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高度統一，治國理念與治國布局高度一致，問題導向與規律導向高度協調。

“政治局會議決定，六中全會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這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戰略舉措。”顏曉峰談到，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抓住了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問題，強化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保障，明確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規范準則。他認為，六中全會將有力地把全面從嚴治黨落到實處、落到深處、落到細處。

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加強黨內監督是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2003年頒布施行以來，對我們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方針，加強黨內監督，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發揮了積極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全面從嚴治黨，落實“兩個責任”，嚴明黨的紀律，積累了不少經驗，為修訂黨內監督條例奠定了重要實踐基礎。修訂工作時機成熟、條件具備。

“加強黨內監督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貫要求，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本次政治局會議認為，黨的執政地位，決定了黨內監督在黨和國家各種監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只有以黨內監督帶動其他監督、完善監督體系，才能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我們黨是執政黨，從嚴治黨是在黨執政的實踐中進行的。這決定了黨內監督不僅僅是黨內的事，必須從黨和國家大局出發，做好監督體系頂層設計。”北京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邵景均撰文指出，對于從嚴治黨來說，不論是紀律建設、作風建設，還是反腐敗斗爭，都離不開有效的黨內監督。怎樣才能更好強化黨內監督?*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的重要講話對此作了系統闡述。邵景均認為，當前，適應新形勢新要求，應重點修訂完善黨內監督條例，研究修改行政監察法，健全國家監察組織架構，形成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系，使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相互配套、相互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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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利器

從2017年7月8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作為第一部規范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首次全面聚焦黨內問責，劍指一些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不擔當、不負責，不作為、亂作為”的突出問題，為“有權必有責、有責必擔當、失責必追究”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對此，本報業務研討版特組織系列解讀文章，從問責條例意義、問責條例亮點、問責內容、問責方式、問責條例落實五個方面分五期逐一展開思考辨析，敬請關注。??編者

2017年6月28日政治局審議通過，并從7月8日起施行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問責條例》)，抓住“問責”這個關鍵，著眼于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首次全面聚焦黨內問責，以強力問責推進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是第一部規范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又一重要利器。

敲響管黨治黨“警示鐘”

體現了全面從嚴的政治擔當

落實黨對領導干部提出的忠誠干凈擔當的政治要求，必須喚醒責任意識、落實責任擔當。在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對黨的建設特別是從嚴治黨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尤其是從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到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的提出，解決了管黨治黨誰來抓、抓什么、怎么抓以及誰來負責、負什么責等重大問題，使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管黨治黨的“責任清單”標準更高、責任更大、要求更嚴，也更加明晰。同時，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先后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和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等嚴肅問責的豐碩工作成果，也為制定《問責條例》提供了重要的實踐支撐。

在全面從嚴治黨正處于從治標為主走向深化標本兼治的重要節點，在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正處于由認識深化轉為履職盡責的關鍵時期，在已經全面明晰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的“責任清單”，明確“必須為”的同時，也急需明晰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的“負面清單”，警醒“不得為”，并以嚴肅問責倒逼自覺擔當。

《問責條例》的制定，正是劍指一些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不擔當、不負責，不作為、亂作為”的突出問題，嚴格界定了管黨治黨失職失責的情形，為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列出了管黨治黨的“負面清單”，形成了落實“必須為”、追究“不得為”一正一反、對比鮮明的“政治清單”和行為導向，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的重大舉措和重要制度遵循，敲響了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政治擔當的“警示鐘”。

抓住主體責任“牛鼻子”

體現了權責對等的基本要求

“權責一致”是現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是權力配置的基本要求。權力行使與責任擔當緊密相連、有機統一。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有權力沒責任是管黨治黨之大忌。*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問責一個、警醒一片，沒有問責就難有擔當。必須把權力與義務、責任與擔當對應統一起來，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

《問責條例》著眼于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是推進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的根本舉措。《問責條例》明確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為問責對象，抓住了管黨治黨責任落實的“兩大關鍵”：一個是各級黨組織這個“關鍵主體”，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另一個是黨的領導干部這個“關鍵群體”，必須扛起政治責任、踐行忠誠干凈擔當，抓住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聚焦“關鍵少數”，落實了權責對等的治黨原則，彰顯了問責倒逼的壓力傳導。

直面失職失責“主癥狀”

體現了問題導向的現實需要

形勢決定任務。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必須針對黨的建設和黨的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著眼實踐迫切需要，回應干部群眾熱切期待。《問責條例》正是堅持問題導向，直面管黨治黨失職失責的突出問題作出的制度安排，也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問責實踐的制度提升，是解決目前擔當不力、問責乏力的重要保障。

一個時期以來，組織渙散、紀律松弛，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等種種痼疾頑癥的病根，就是有的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管黨治黨不嚴、執政意識淡化、黨的觀念淡漠。有的黨組織形同擺設、疏于管理;有的領導干部不敢抓不敢管，不履職不盡責，以致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可見，責任缺失已成為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

《問責條例》的制定頒布，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開展問責，就是高懸問責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告誡和警示全黨，*對問責是動真格的，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釋放出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打出從嚴治黨“組合拳”

體現了依規管黨的系統思維

依規管黨、制度治黨是一項系統工程。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工作全面推進，依規治黨、制度治黨成為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黨建熱詞。特別是2015年，修訂頒布《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重在立威震懾，明確了巡視監督的“任務清單”;修訂頒布《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重在立德向善，成為黨執政以來第一部倡導廉潔自律的“正面清單”;修訂頒布《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重在立規糾錯，厘清了紀法分開、紀嚴于法的“負面清單”。

如果說《巡視工作條例》巡視監督的是“如何為”，《廉潔自律準則》倡導的是“應當為”，《紀律處分條例》針對的是“亂作為”，那么《問責條例》劍指的就是“不擔當、亂擔當”問題。《問責條例》的制定頒布，形成了促使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明責、踐責、督責、考責、問責”的責任鏈條和完整體系。各項黨內法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遵循黨章、各有側重，左右聯動、上下配套，前后銜接、系統集成，立治有體、施治有序，彼此呼應、共同發力，全方位扎細扎密扎牢管黨治黨的制度籠子，形成了以黨章為遵循、以責任為導向的“制度群”，打出了從嚴管黨治黨的“組合拳”，體現了依規管黨治黨的系統思維。